文/陈安健

 

•很多人认识我，是从我的《茶馆》开始的。其实在《茶馆》诞生之前，我与茶馆已经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关系。

这要从我的茶馆“归我”说起。

我是四川人，在重庆生活了大半辈子。重庆的茶馆，就像重庆的山一样，土生土长，仿佛生来就在那里。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吧，住了几十年的老街，让你说说窗底下种的什么树，却能熟悉到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对茶馆也是这样的视若无睹，直到40岁上下才发现了它。

这个茶馆就在我家附近，原来所属交通局。90年代末，茶馆不景气，常传出要关门的消息。可能它一直在那儿，像极了我的老邻居，要关了，我心头多有舍不得，所以开始每月拿一些钱出来，想尽一点力，总不至于就到关了的地步吧。

这样大概维持了一年左右，茶馆被一个想投资网吧的商家看中，很危险了。我思前想后，还是不忍，终于通过多次与交通局协商，把它承包了下来。茶馆在那时算是成了“我的”。

在茶馆聊天看人，是我的强项，但让我经营茶馆生意，我显然是做不来的。于是，我把茶馆交给一个老员工打理。可能茶馆确实生不逢时，生意还是亏，所以每月还是要补贴一些。

就这样，因为这份“舍不掉”，茶馆像个被收留的流浪人，默默地跟着我，虽然依然是穿不暖，吃不饱，但也不挑剔，好像它早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也便就这样顺从了。而我，却反因它这样的性情，更有些放不下了。

 

 

•都说人生如戏，在茶馆，便会表现得格外突出，因为它是个最天然的舞台。而同时，在茶馆，这戏又因环境有着特定的程式，是属于“茶馆的姿式”。以前我的创作大多关注于街景，街头的景色里多有故事，丰富又繁杂，等突然把目光掉转回茶馆再看，则发现它更浓缩、更精确。

在茶馆，各种身份、各种服色、各种背景的人物一应俱全，呈现出丰富的肢体语言与微妙的情绪变化。通过茶馆情境下的个体展示，我们得以猜测与感受，他是哪一类人？她在想什么？高兴不高兴？身份、行当、情感，什么都可以被展示，什么都可以被体验。

另一方面，茶馆这个人生舞台，却是人人平等的。不论阶层、不论贵贱，一旦大家坐在同一张四方桌面前，都是平起平坐的。茶馆的公平性、包容性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最为明显，而在当下，这种公平性似乎很难在这之外寻见了。

茶馆更是自由的。一个最底层、最普通的人，可能唯有在这里，他是可以也乐得身体舒展的。他可以唾液横飞地摆一下午龙门阵，也可以哭爹喊娘地发表对现世的不满，直到把一碗三花茶喝成白开水。在这个舞台上，不打眼的人可能突然就有了精神头儿，插科打诨，无所不能。它汇集了人心底层的某个声音，当这声音被都市的喧嚣盖过，变得越来越微弱，它们便只好退缩到茶馆，停留在这唯一一小块喘息的空间和自由里了。

 

 

•我是从苏俄的传统油画技法起步的，后来的几十年虽从未搁笔，但大多时间自觉都是练基本功，到1999年进入《茶馆》的创作，也是希望对自己这前半段作画生涯有个交待。

在创作技法上，我在传统油画的表现基础上，融入了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对“色”与“体面”也有了重新认识，可以说，现在的这种创作方式，是经过这些年思考摸索出来的，我想基本上有一个“我的”样式了。

对于茶馆这个不新颖、不时尚的题材，我采用了同样拙、不讨巧的画法。对此，有人提出说比较老土，这点我也认同。我想，一个农妇穿着朴素、家常的衣服出来，她可能觉得比较自在，如果换上一套巴黎时装，就反而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搁，连路也不会走了。对她而言，这一定是件受罪的事儿。所以，我既然画的是茶馆，就宁可配合这旧了的桌椅、缺口的茶碗和老迈的背影，用这最不讨巧的拙法，让它舒服些吧。于是安慰自己，一张好画，技法与题材相符才好，我的理想，不过是用最平凡的方式，表现出茶馆最平凡、真实的状态而已。

细想，为什么自己的目光总也离不开这茶馆，时常因某个细微的表情而心头泛酸。想来想去，可能因为虚长四十多岁，对于人生这碗茶，也已喝了大半儿，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才经历的“这一代”，对人生的体悟与这茶馆的气息几近相投，或也是顾盼相怜的缘故吧。也因此，我们看茶馆，便又比年轻人更设身处地些，更感慨些，更深切些。

又或许，这和我本人的性格有关联。一贯不善言谈，不通人情事故，亦没有过多的兴趣爱好，唯有扑在画里时，才略觉自如与欢喜。如此之我，也只有用这最拙的表述方式，传达对真善美的崇敬和对人生的一点看法吧。

 

 

•在我的茶馆里感悟，从而创作了我的《茶馆》。但等《茶馆》真的拿出来以后，我反而疑惑了。《茶馆》是我的吗？好像是属于我，又好像更属于大众。它本从他们中间来，必将回到他们中间去。但愿每一个人都能从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把茶馆带回家，变成自己的。

或者还是暂时撇下这许多枝节，不要有想法，到茶馆喝一碗茶吧。当四周坐满了人，当那些已然走过生命大半程的身体与表情近在咫尺，一缕阳光从瓦缝间落下，在青花碗边缘投成一沫光晕，所有的人生都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