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跃进老师的文章《从“红光亮”到“黑白灰”》，从色彩的意识形态角度来阐释当下艺术家的文化选择，确实很令人深思和启发思维。但是，既然是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就存在不按这种方向选择的艺术家，所以在此既借用其文章标题又逆用之。

  在大多数艺术家都跟随时代潮流纷纷选择“黑白灰”的同时，马永强却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学院的“黑白灰”，而是选择了一种似乎不合时代口味的“红光亮”风格。那么，“红光亮”在当下是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笔者以为作为一种理想主义代名词的“红光亮”风格并不能因毛泽东时代的隐去而失去价值，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着强烈的信仰与神话，只不过更隐秘罢了。“红光亮”的外在形式往往喻含一种宗教的理想主义内涵，这正是马永强的《神化—鸡冠花》系列作品所给人的一种视觉印象。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采用了宗教性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在当下是否依然有一种实际的信仰存在。今天，我们不再谈论远大的乌托邦理想，毛时代那种全民政治参与热情今天看来似乎成为一个历史笑料，可现在我们理性了吗？没有，现在的全民物质消费参与不也是在创造一种神话吗？我们不是也同样盲目地在制造泡沫吗？如果人们愿意正视自己内心深处骚动不安的欲望企求时，应该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确有一种不次于对神的宗教崇拜的信仰——那就是对物质欲望的强烈崇拜。

  从地下室终于搬到学校简易房，每日里面对着望京高楼大厦丛林的马永强对这种欲望有着真切的感受。北京巨大的贫富差距对他内心的剧烈刺激，令他最终抛开了与自身感受和生存心态无关的唯美主义和学院技巧，直写此时此刻的内心骚动与欲望的升腾起伏，这种真实的内心写照使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以批判的眼光来谴责欲望（站在一个超越社会之上的位置，以挽救众生的使命感来揭露并批判欲望的罪恶性几乎是艺术家常用的视角），他投身于欲望之中，所以才能走出当代艺术的道德批判视角，把现实中人（包括艺术家在内）与欲望的真实关系呈现出来——这就是一种仰视的崇拜，物欲在上人在下。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超越芸芸众生的社会精英位置上，而是把自己作为社会中一个为求生存而挣扎奋斗的普通的社会人来看待，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他的存在，正是这种对超越的放弃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直面灵魂与情感的真实感和复杂丰富的阐释意义。

  当然，“红光亮”不能仅归之于马永强的主动文化选择，同时也是作品为自身意义表达所作的外在形式选择。对于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现实存在的强大力量实体，实际上很难通过人物的形象将其视觉化，因为“人”作为视觉形象过于具体和具象，所以在想象力与寓意的表现方面有太多的限制，因此马永强选择了形状不规则的鸡冠花作为视象参考。作为欲望喻体的鸡冠花形象，在马永强的作品中完全主观化了，其实已失去其作为客观自然物象的形态、意义与联系了，它给人的感受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形态上，它既丑陋无比却又有一种能够极度膨胀的巨大生命力，给人以壮美之感；色彩上，鲜艳热烈中充满了邪恶的美丽；它在神秘的天空中辉煌灿烂代替了神的视觉位置让人仰视，却又搔首弄姿考验人的道德底线，所以情感上使人既膜拜又厌恶。

  这正是其作品颇多争议的原因，有非常欣赏的也有极度鄙夷的。这种状况其实很正常，因为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中，对于想刷新自己审美标准的作品总是采取抵制心理，但是既然当代艺术的创作原则是求新求变，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黑白灰”潮流中的逆流者的存在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