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默修

 

 

云山深处，田园居所；玲珑庭院，池莲香绾；偏亭微波，茶熟风清；花开花落，与千秋俱下……这是余启平近年来画作所构筑的私人天地，观之可亲，又见之忘俗，只管叫人生出向往之心。润墨鲜彩的笔触，分寸有度，安设得所，一帧帧一幅幅，不尽相同却又历历相关，俨然是画家以闲话和絮语的方式不断讲述着他的私人理想生活。这种理想生活自然是有召唤力的，更妙之处在于，倘若此中有人，则以僧人面貌出之，观其形容举止，敞衣宽袍，雅致飘逸，却又分明不拘戒律，一派天然。

 

这样的作者主体投射令人想起晚明文人屠隆，他曾说自己的理想居所是“半村半郭”，理想身份是“非俗非僧”，所谓“楼窥聛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倚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屠隆集六·娑罗馆清言》）。此种生活状态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折中与调和，清静未曾演变为冷僻与孤寂，纵情里藏着一份精致与庄严，有世俗气息，有禅宗之味，也有道家风骨。屠隆的言说深植于晚明的文化土壤：那时的文人们重视物质，肯定现世的生活享受，同时保有精神与审美上的追求，他们创造并淋漓尽致地施行着一种以消闲遣兴、修身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

 

这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落实到文人笔端，就有了文学上“晚明小品”的繁盛夺目。晚明小品独抒性灵、率真得趣，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郁达夫、施蛰存等一干现代作家都是它的拥趸。显然，余启平的画作在内容与精神上都与之相通，对此，余启平即使不说“自觉”，至少是有鲜明“倾向”的，他的画作《闲愁似与斜阳约》上摘录了晚明文学大家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一段，“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以扑去三寸”云云，正与左边的画面相得益彰，令人爱不释卷，赞叹与玩味再三。行文至此，不妨说，余启平的画作是对晚明文化生活传统的一个遥遥回应，是“晚明小品”的当代显影。他创造了一种画，即打着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他私人烙印的“小品画”。

 

有趣的是，这个“小品”之名，本就源自于佛学。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原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行世，前者称作《大品般若》，后者称作《小品般若》。“小品”是与“大品”相对而言的，是佛经的节文。佛经小品简洁精炼，便于诵读、理解与传播，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此说来，余启平画作中的“僧人”可谓找了到了他们在“小品”脉络中的历史源头。其画作中最出彩并成为某种符号的红色，在我看来，即为“寺庙红”，浓烈夺目又有法度尊严，带来一种升华感。这明明白白的“A Touch of Zen”，难免让人想到了胡金铨电影里的景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关系中，僧人（或仅仅是僧人形象）以及“寺庙红”的存在是一种巧妙的平衡，他们让那些过于优美的、雅致的、清幽的、隽永的、慵懒的、散漫的、柔媚的、旖旎的、香软的、乃至情色的画面获得了另一种潜藏的可能性，充满了色与空的辩证，开拓了其中的意蕴空间。

 

除了红色外，余启平对绿色的运用也予人印象深刻：轻重浓淡，点面错落，直至席天卷地。这是属于生命的“独抒性灵”的颜色，落于画中，变滞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耳目于一新。《花落淮南梦》和《藕花雨湿前湖夜》中的大片乃至整体的“绿”，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主观的、性灵的。晚明文人张岱在《天镜园》一文中曾如此形容其间绿色：“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这“受用一绿”四字，挪来形容我对这两幅画作的观感，是贴切的，而触目之碧鲜亦是沁人心脾的。

 

对应着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哲学态度，余启平的小品画是让人看不够的。画中细节信手拈来，点点滴滴，品味不尽。似摹绘人情，似形容世故，似札记琐屑，又似细语衷情。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活节奏极为紧张，传媒信息巨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它们涤荡着今人的眼睛与心灵，是关乎理想生活的现代心灵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