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和收藏家对话”的专题中，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每月一次，访问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试着从他们的收藏中抽丝剥茧，去了解他们收藏的动机、历程，以及在建立自己收藏过程当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体会，毕竟，要用钱买的东西，没有人会不认真，既然有人已经在众人之前做过了功课，我们何不向他们学习？

　　在这为期一年的专题中，收藏家出现的顺序和地位排名无关，而是沿着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史的脉络来开展。在2010年的第一个月，我们已经和乌利•希克探讨过他的收藏（请看《艺术与投资》一月号）。今年的第一季，西方收藏家将是本专题对话的重点，如同他们在中国当代收藏史上早期进入的事实，我们希望从个体收藏家的故事中，对“收藏”这件事，有更严肃深刻的理解。

一见钟情的爱和不止息的追寻——何凯思和中国当代艺术

　 在开始和Cees Hendrikse聊艺术之前，他看起来只是个有着荷兰人典型身材，高大温和的西方大企业退休高管。然而一旦艺术的话匣子打开，那个真正的Cees Hendrikse就出现了！当他说他退休后在各地旅行看艺术，还有自己如何对中国当代艺术着迷，尤其是讲到喜爱的作品，Cees Hendrikse会进入忘我的状态，配合夸张的手势，发射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热情。

　　Cees Hendrikse有个和他的荷兰名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何凯思，这个来自荷兰的收藏家，在荷兰最古老大学之一的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法律和经济系双主修毕业后，就进入了荷兰的天然气公司，在人事组织部任职，直到从高阶主管的位置上退休。

　　从学生时代开始，何凯思就一直是学校里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在他任职的天然气公司，他担任艺术社团的主席有十五年之久。因为收藏，何凯思和荷兰的美术馆有着紧密良好的关系，他参与了格罗宁根美术馆的建立，担任美术馆的董事顾问，也是美术馆之友的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是专门推动荷兰摄影艺术的Wertheimer foundation基金会的主席，参与建设了荷兰摄影美术馆，身兼数个艺术机构的董事或是顾问身份。

　　何凯思的收藏家生涯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吸引他的是欧洲抽象表现主义，二十几岁的他，和在学校里认识的妻子都有着对视觉艺术浓厚的热情，两个人常常一起去美术馆、画廊看展览，对视觉艺术进行探讨。六十年代中期，欧洲抽象表现主义的潮流来到荷兰，二十五岁的何凯思和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是他日后的妻子，买下了一张抽象表现主义的画，这张画是何凯思当代艺术收藏的开头。

　　199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当代美术馆Stedelijk Museum为驻留艺术家方力钧举办了个展，在这个展览上，何凯思第一次接触到了当代中国的图像。他形容：“当时的感觉非常惊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视觉符号，和我过去习惯的当代艺术风格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说这是一见钟情！”展览之后，何凯思收藏了方力钧的作品，这是他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中的第一件作品，从那之后，何凯思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就如同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荷兰当代艺术圈对于中国当代的认识非常少，收藏家们也兴趣缺失，虽然1993年有了第一个巡回欧洲的《中国前卫艺术展》，但是展览上也只有八十年代的作品，并不全面，一直要到98年方力钧的个展，荷兰当代艺术圈才算是第一次见到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当时大部分荷兰收藏家对于中国当代的反应无非是“庸俗”或是“不重要”，只有何凯思和其他极少数的收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兴趣，开始收藏。

　　虽然何凯思从1998年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甚至在出差的时候，他也会去找寻中国当代的身影，像是他第一张张晓刚的作品，就是在新加坡的画廊所购，但是何凯思真正来到中国，却是两年后的事了

　　继方力钧之后，何凯思夫妇陆续在其他中国当代的相关展览上，接触到杨少斌、岳敏君等艺术家，进而收藏他们的作品，2000年，何凯思从天然气公司正式退休，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程。“在我到中国之前，我已经有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了，我还记得我们到中国的第一天，空白空间的亚历山大邀请我们去一个开幕式的晚餐，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方力钧、张晓刚，和许多我收藏作品的艺术家，虽然那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天，却有了像在家一样的感觉！”除了艺术家之外，那天晚上何凯思夫妇还认识了王莎冰（Sabina Wang），王莎冰在何凯思日后建立中国当代收藏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带着何凯思夫妇拜访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协助他们一起建立并且更加完善收藏。

　　2008年，在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十年后，何凯思在荷兰格罗宁根美术馆（Groninger Museum）的邀请下，策划了“写在墙上（Writing on the Wall）”展览，这是格罗宁根美术馆当年度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公众活动的一部分，美术馆希望何凯思能就中国当代的诞生和突破策划一个展览。虽然自九十年代起，政治波普因为强烈和具辨识度的符号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但是何凯思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结束之后，政治宣传画的功能和地位已经不如以往重要，再加上八十年代社会风气较过去更加开放，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写实风格为主的艺术家，像是陈丹青、何多苓等，这些被称为‘伤痕美术’的作品，脱离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开始了以中国人真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探索，这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为了这个展览，何凯思邀请王莎冰共同策划，研究收集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品，展览名称“写在墙上（Writing On the Wall）”，在英文文学里有上天显灵，在墙上显现对未来预言之意，展览中的作品多来自于何凯思的收藏，其中一张何多苓和艾轩共同创作的《第三代》，被选为展览画册的封面，在这张作品中，除了何多苓和艾轩自己的形象外，还有张晓刚、翟永明、刘家琨等当时在成都的年轻艺术家，如展览题目所言，画面里的所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界的代表人物，何凯思藉由策划这个展览，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观：“我认为这批写实艺术家在‘后89’的国际光环之下，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他们每个人绝佳的绘画技巧，令人惊艳！”。

　　从抽象表现主义的收藏，转到中国当代，这其中不光是审美的转换，还有对一整个未知文化的探索，何凯思说：“中国当代和我以前知道的当代艺术非常不一样，对我来说，一见钟情之后，我开始了对中国当代的研究，这个研究，不光是针对艺术，而是对整个国家、文化、语言的学习”，今年已经六十几岁的何凯思持续在学中文，希望有一天能和中国艺术家直接用中文交流。

　　从98年在方力钧的展览上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十二年不到的时间，何凯思除了有自己的中国名字，还拥有了大约15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当年大多数收藏家不看好的主题，已经被他走出了深度和知名度，何凯思在几个荷兰的艺术机构都策划过相关展览，成为在荷兰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专家之一，长期耳濡目染之下，何凯思的大儿子也在北京开了家画廊。退休之后的他，前几年在北京买了房子，定期和妻子往返于中国和荷兰之间，当被问到这一切是不是有完善的计划，何凯思说：“没有，这一切都是一点一滴慢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又会带动另一件事情。”何凯思和中国当代的缘份开始于一见钟情的好感，但是这份越烧越旺的爱，是他持续不懈地研究，以及努力做功课所换来的成果。收藏是一条靠对艺术的热情走出来的道路，想开枝散叶，没有努力浇灌施肥，哪有甜美果实可以尝。

　　王维薇：你选择艺术品的标准是什么？

　　何凯思：首先是作品的内容，它必须具备能吸引我的意义，再来是作品图像或是创作方式的原创性，它们必须是充满力量的表达。每次我看到一件作品，我心里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是关于什么主题的？

　　王维薇：我知道你很喜欢宋琨的作品，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你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了什么？

　　何凯思：对我而言，宋琨是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她的作品和大多数年轻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她不会想跟随现有的大牌，创作出政治性的作品，使用毛主席或是奢侈品牌等符号。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年轻的一代忙着关注他们自己的生活，对现今社会的动态做出回应，我认为这就是宋琨脱颖而出的理由。除此之外，她的作品也反应出了中国的传统，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活，这让宋琨的作品是如此地有意思！而从绘画的观点来看，宋琨作品的完成度也非常高。

王维薇：你对于“好收藏家”的定义是什么？

　　何凯思：每个会购买吸引他的作品的收藏家，或是对于艺术和收藏有严肃兴趣的收藏家都是“好收藏家”。每一个收藏，某种程度上都是收藏家兴趣的反应，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不认为有“不好的”收藏家，最多只能因为某个收藏中作品的质量不好，我们说有“不好的”收藏。

　　王维薇：你对于“好艺术家”的定义是什么？

　　何凯思：“好艺术家”对于发生在他们周遭世界的事情有高度兴趣，能够找到新的形式来表达，并且捕捉到时代的精神。或者是有很独特的讯息想要表达，并且能够以深具创意，吸引大多数人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灵感，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的完成度也要能够精确掌握，重复和抄袭对艺术家来说，是最危险的事情。

　　王维薇：今天中国当代已经走出高价，你当年一开始在收藏作品时，有没有从投资的角度出发？

　　何凯思：我从来不从投资的角度来做收藏。当时荷兰当代艺术圈并不看重中国当代艺术，我收藏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我和我太太喜欢的作品，我们喜欢被自己喜爱的作品所包围，常常用艺术品改变我们家里的摆设。

　　王维薇：收藏如何改变了你的人生？

　　何凯思：收藏真的让我的人生更好。收藏让我感到充满活力，也让我和许多有意思的人有了很好的互动。除此之外，能够在生活中被自己喜欢的艺术所包围，真的是一种福气和特权。收藏是一种瘾，它让你永远在找寻新的事物，我和我太太的生活方式因为收藏有了很大的改变。

　　王维薇：你的儿子在北京有一个画廊，你是这个画廊的顾问吗？你们是如何一起工作的？

　　何凯思：当然我会对我儿子画廊策划的每个展览都很关注，但是我并没有参与他的生意，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会提供建议和协助，但是他画廊主要的方向是向中国观众介绍来自西方的艺术，这和我过去十年来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的。

　　王维薇：现在欧洲的收藏家还在买中国当代艺术吗？如果是的话，他们在找什么样的作品？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让他们止步？

　　何凯思：我知道有一些欧洲的收藏家还在买中国当代，他们想找的是具有历史意义和重要性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可以说是越来越难找到了。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有段时间有过大量的投机行为，但是因为金融风暴，现在的市场已经比较脚踏实地。作品的质量还是最重要的，在我过去35年的收藏经验中，我已经看过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长期来说，作品的质量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也是最难达到的因素。

　　王维薇：你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的？为什么？

　　何凯思：我为什么要悲观？中国有伟大的过去和将来，没有任何理由视觉艺术会停止发展，不再带给我们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每个国家都只有少数的艺术家可以站上峰尖。

　　王维薇：你对中国当代有没有什么建议？

　　何凯思：对于中国当代的内容，我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因为这是由艺术家所决定的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基础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尤其让更多的本地收藏家对当代艺术感兴趣，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展览发生在严肃的艺术机构中。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扮演一个促进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角色，而美术馆也应该有金融上的优惠，可以让他们收藏更多当代艺术作品，并且向公众展示。这些对艺术体系的改进，不但会让既有的收藏家接着购买新作品，并且会吸引更多的新兴藏家进入市场。

　　王维薇：你对于年轻艺术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何凯思：忠于你自己的想法并且保持创意！不要重复他人或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