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怀斯作品

      架上绘画死亡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聂危谷在江苏画刊2000第9期发表有关架上绘画的《“挂钩是祸根”---再论架上绘画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架上绘画已是穷途末路；靳尚谊也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对于架上绘画的深深的忧虑；王易罡在他的《境遇与选择》一文中，试图通过架上绘画语言方式的转换，给出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一种独立性；鲁虹在他的《价值转换与图像革命---关于中国油画的再思考》中，挪列出架上绘画的种种遭遇，表现了一种对于架上绘画的生存和发展的乐观态度。而早在摄影术发明以来关于架上绘画的死亡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但架上绘画每一次在接受新压力的同时，都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架上绘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在艺术的内部承受着来自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在艺术的外部承受着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因此，许多批评家断言，架上绘画作为一种传统的媒体，除了在人们的审美层面，如装饰房屋还有作用外，将在当代艺术中逐渐被淘汰。理由是当代人新的视觉经验与生存经验更适应于新的艺术媒体来表达。”
      在西方，“没有像中国设有专门的架上绘画研究机构。而且，我呆得越久，就发现绘画越来越边缘……在最重要得西方展览上，像文献展、双年展，绘画通常占到10%到15%，20%就非常多了。其他大部分是观念艺术、录象艺术装置艺术这些东西。”造成这样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杜尚的努力，他试图消解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架上绘画也就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害”。而早在1913年，至上主义者马列维奇创作出他的《白色上的黑方形》时，就宣称“绘画的零点”已经到达。
      关于架上绘画生存的系统性论著就我个人的涉猎还没有发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在2001年博士生研究方向上提出了“架上绘画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及角色”的课题。不管怎样，架上绘画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一个热爱架上绘画的艺术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关于架上绘画的争论一般围绕着究竟是灭亡或不灭亡两种意见展开，灭亡论者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态度置架上绘画于死地而后快；而非灭亡论者挪列出架上绘画的种种现实意义，试图挽救架上绘画的末日辉煌。既然争论还没有停止，也就是说架上绘画在目前还有它的现实意义，也就有讨论的必要。在本文中，我不想就架上绘画是否将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展开价值评价，也不想试图通过对于架上绘画的改进使之获得新的发展的可能。因为那属于架上绘画的内在形式与语言的个人探索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分析，给出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身份特征。通过对架上绘画所关涉的两个主要问题分析，给出架上绘画艺术家在面对架上绘画的生存问题所应具有的一种态度。
      架上绘画的现实语境
      一
      所谓语境是由所交流的双方或多方共同构成的，是表述互动关系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就表明了处于什么样的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语境是在与西方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艺术潮流的不断交流、碰撞和影响下产生的，实际上是说全球化语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语境。我们要了解架上绘画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生存发展状况，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西方现代艺术及非架上艺术的历程以及它所依托的大致的人文背景。
      尼采作为基督文化的发难者对固有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理性的发达，损害了以意志和本能为依靠的创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推动因、至善者、人类希望达到理性理解并证明的“上帝”死了，成为前卫艺术家的反叛意识的代用口号。试图用新的个人创造，取代旧有的、传统的统一的模式。当艺术家醉心于建造自己的个人艺术世界时，使得现代艺术中的虚无主义在无声地滋长。
      现代主义艺术把孤独的自我作为立足的根据，通过对个体意识、情感和欲念的肯定，守护着艺术和生命体验、精神反应和心理需求的联系；守护着分散了个人化和此时化的人文主义。如同西西弗之石，通过不断的推动，以一种直面荒诞的勇气达到自我救赎。通过追求目的的过程，来拴住生命和存在的秘密。而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不承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高雅与流行、表象与现实的陈旧区分。作为现代主义标志的种种观念：中心、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原性、语言深层结构、无不受到怀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努力摆脱以往发展创新的线性逻辑，否定了一种以技术性提高为依托的递进关系。使得后现代艺术没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走向一种多元并存的历史局面，抛弃了现代主义的权威性。在此，后现代主义的西西弗则不在注重推动过程的目的，而是回到山下，领略阳光、流水的抚爱，重新触摸那火热的石头，感受每一次滚动的“愉悦”从而返回生命和存在的起点。后现代主义出现是现代主义的再生状态，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一种后现代性的国际话语。后现代就不仅仅是“现代性普遍历史”的昙花一现的新时尚，而是从西学内部和当代日常生活现实两方面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自身现代化进程及哲学前提的机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里霸权格局的根本改变。更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就此，我们不能笼统的依附于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价值相对主义，认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和文化上的折衷主义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历史合理性。相反，任何‘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必须考虑自身立场同这个历史长河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相联系。否则，中国后现代就会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脉络中游离出去。”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来看，中国现代史并不是对十九世纪世界秩序的一种依附，而是一种激烈的反抗。一方面它体现对近代工业、军事、宪政体系的追求。大众通过社会革命成为历史的主体，形成个体的解放和启蒙的价值观。同时又抵抗以西方殖民主义为核心的世界格局。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后现代性”。人的自由个体价值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从物质的匮乏中解脱出来，而中国面临着一个“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温饱向小康迈进的这样的历史阶段，只能说“改革开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铺垫或是中国向西方“后现代性”的迈进。中国民间和知识分子秉承中国古代文化的巨大连续性和相对的自足性，实际上把现代作为一种阶段性、历史性的规范。一种相对多元化世界的期待。“‘中国后现代’的历史大前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政治一体化，其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条件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物质文化积累和意识形态的沉淀，它的问题性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个方面转型、机遇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