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幅画曾经深深地感动、震撼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那么罗中立的《父亲》是当之无愧的。 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当中,这幅高达两米的普通农民的肖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高票当选了那届画展的金奖。30年过去了,当年大三的学生,已经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而他对大巴山人的那一份牵挂,那一份描绘却从未停止。在今天的罗中立身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当年那位纯粹而热忱的文艺青年的影子,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艺术教育,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一个“人”的时代开始
杨澜:最近,大家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您当年画的,一整批对于大巴山人生活描述的作品,但发现唯独缺少了《父亲》这一幅,它在哪儿呢?
罗中立:在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室里。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依然能想起很多学生时代的创作往事。 杨澜:黝黑的皮肤、深刻的皱纹、树皮似的老手、被烈日焦灼的双眼……这幅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油画诞生于1980年,那时候,中国社会刚刚摆脱禁锢迎来改革开放,也是头一次让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占据了两米高的画布,呈现在公众的面前。《父亲》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普通人终于成为了时代的主角,这幅油画因此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我想知道,您在当时把一个普通农民的脸画得这样大,应该存在一定的争议和风险吧? 罗中立:我自认当时非常有勇气,当然压力也很大。其实我画《父亲》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个尺寸的大小,我将一个画领袖的尺寸,转换成一个画普通农民的,它象征着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回头审视中国的这样一种人文关怀,重看这幅画的时候,依然很感动。山里面的这些人,让我有了一个去了解他们,用作品呈现他们,并承载自身经历的宝贵体验。 杨澜:是他们承载了这个国家?
罗中立:对。
杨澜:1968年,正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就读的您主动去四川境内的大巴山体验生活。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您看到一位老农蹲在公厕旁边,像守宝贝一样守着粪坑,这一忍辱负重的农民形象印入了您的脑海,也让您产生了画农民像的想法。而您在大巴山的房东老人也成为了画像的模特,这位叫邓开选的老人,当时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罗中立: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公社的干部们念一个名字就领走一个同学。当我第一次看见老人时,他在油灯下面显得很沉默,因为天色已晚,黑灯瞎火,我们走得高一脚浅一脚的,只听见满院子的狗叫,知道有很多人在周围活动,但就是看不清楚。我一进屋就觉得很呛人,里面弥漫着刺鼻的烟味,但是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都非常地兴奋,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在人群里面看见那老人,很安静,包着白头发,留着长胡子,吸一根长长的旱烟。我发现他的言行举止受到周围人的关注,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我据此判断他是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求知若渴,激情燃烧
杨澜:老人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你画的这幅作品?
罗中立:见过。他们把这些发表在报纸上的画作都贴在墙上当糊墙纸。我去村里的时候,老人指着一张被烟熏得发黑的纸问我,“这是你画的? ”
杨澜:他当时有什么评价吗?
罗中立:他并不知道我这幅画其实是以他为原型,融合集中了多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作品,他只知道我画的这个老头有点儿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