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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术为基础进行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正在不断增多,但与诸如拍卖价格和画廊开幕等艺术界里传统的消息相比,它似乎并未获得太多的网络关注度。加州艺术学院、波特兰州立大学、奥蒂斯艺术学院、皇后区艺术博物馆、Creative Time等机构已经开始强调这个正在静静发展起来的领域,但许多新闻源对其的反应还是太冷淡。难道Social Practice的特质与全球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互不相容吗?
Social Practice是一个抵抗简单的分类的领域。从行动上来说,在这个领域里进行创作的许多艺术家都更像是农夫、社会工作者、老师或是其他的非艺术专业人士。Social Practice对过程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单一的最终“产品”的关注。此外,它还将重点放在了艺术家合作、与艺术届里通常代表人数不足的一些新观众进行交流以及再引入艺术品的功能感之上;它将环境看作是作品的基础。我们在Social Practice里能够找到一些具备更多属性的作品或是只有上述一半属性的项目,但这都是一些共同而且基础的起始点。
上述属性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Social Practice没有获得网络媒体的青睐。网络是一个全球化的空间,它强调快速的相互作用和信息的消化。那些在Tumblr、Twitter以及Facebook上像野火一样快速传播的图片和信息通常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就能被消化、理解而不需要更加深入的解读或是参与,然后它们很快就会被新的图片和故事取代。那些能够集中大部分人群的信息在网络上也有较大的价值。例如一场在纽约举办的普通的展览就能比一场在中西部举办的质量更好的展览更能获得媒体关注度;可惜的是如果某个事件有越多的人关注,那它就越有报道价值。
Social Practice是与直接参与其中的群体进行的长期互动,而这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缺点。在这一领域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能够很好地将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理念融入到他们的实践或是他们的作品中,但最后却落得默默无闻。某些最为著名的社会实践作品甚至无法在人的脑海中留下一些特别或是强力的画面。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些项目都是为它们所服务的群体而特别打造的,那么它们还需要媒体的关注度才能算是成功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许多这类似的项目和所有的社会工作一样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例如“Immigrant Movement International”就明显地提出了移民权益需要政治改革,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媒体关注来利用政治要求。其次,尽管Social Practice深深地根植于某些比较老套的运动中,但它仍然还很年轻,能够从更广泛的媒体关注所能带来的严格的考验中获利。最后,如果Social Practice的项目能够在更大的媒体平台上被更经常地讨论到,那么它的参与者、创作者以及自助者也都会相应地增多。
因此,对进行Social Practice的艺术家来说,首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环境以及那些会直接参与到项目中的人;但是当某个项目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定的稳定性及社区参与度的层次时,吸引更多的媒体参与就是他们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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