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记忆
　　模糊的影像与真实的现实—里希特和它的相片画
　　德国艺术家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当代艺术界享有巨大声誉。当20世纪70年代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绘画濒临死亡时，他为绘画指出了新的出路。
　　相片和相片画是里希特艺术中的重要部分。利用相片做画并不新鲜，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都曾借助相片作为创作的辅助工具，尤其是肖像画家。对于很多人而言，相片是记忆的储存器；而对于里希特来说，相片本身就是现实。他所选的相片内容不全是他的个人经验，而且是集体经验。里希特自1961年就开始收集二战以来的老照片，这些照片有报纸和杂志上刊登的，也有他自己拍摄的，其中有历史人物，也有普通人的肖像，甚至还有一些色情照片。里希特把它们称为《地图集》（Atlas）。这些照片本身就成了里希特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和他的相片画一起在世界各地展出。从这些照片中你可以看到里希特所看到的现实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中曾经转述过苏格拉底的箴言：这个世界本是一个牢笼，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只不过是在墙上留下了影子，只有借助于哲学的思考，我们才可能触及到那个真实的现实。从里希特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还有现实生活本身，那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里希特这一代德国艺术家至少面临两个重要现实课题：其一，他们需要与现代主义艺术再次建立联系；其二，他们不得不面对冷战开始后国家在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大战留在整个德意志民族心理上的永久伤痕。里希特1932年出生于德国，在东德的德累斯顿美术学院完成了传统的写实艺术训练。但是，当他在1959年在第2届卡塞尔文件展上第一次接触到纽约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时，就产生了要与这种当时最前卫、最现代的艺术语言对话的冲动。1961年，在柏林墙即将被建起之前，里希特逃往西德，这种行动证实了他对抽象画的崇尚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选择，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的追求，所对应的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和欧洲反形式（Informel）抽象艺术所代表的反独裁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
　　里希特的作品有抽象的，也有具象的。他游离于抽象和具象之间，从没有在任何一种形式上固定下来。但是无论是他的抽象艺术还是具象作品，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就是疏离感。这种疏离的感觉既存在于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也存在于作品和现实世界之间。这种疏离感让你觉得画面上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所表达的东西。穿过作品的表面，你可以感觉到艺术家冷静的目光。
　　欧洲的安迪•沃霍
　　1963年时，里希特就开始画那些既模糊又精准的相片画。他的《厨房的椅子》（1965）、《喷气式战机》（1963）等似乎都是典型的波普艺术在欧洲的翻版。但是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亲身经历了美军的轰炸，冷战期间又分别在东德和西德亲眼目睹了东西方之间的军备竞赛之后，里希特笔下的战斗机和里希腾斯坦（Roy Lichtenstein）以漫画形式表现的具有喜剧效果的战斗机自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涵义。与美国的波普艺术相对应，里希特和西格曼•波尔克一起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种艺术尽管在风格上借鉴了美国的波普艺术，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却与欧洲的“反形式” 艺术一脉相承。里希特以存在主义者的方式记录着现实，同时也揭露出现实的冷酷无情。
　　里希特的许多相片画都与他在战争中的记忆有关。1945年时，年轻的里希特和他的家人住在德累斯顿，当时这个城市正在遭受大规模轰炸。里希特画的那架灰色的美式战斗机仿佛就是当年那个轰炸机的幻影。图像上反射出机械的秩序感，与轰炸过后现实的混乱形成了巨大反差。从1965年的另一幅画上，我们可以看到里希特的叔叔鲁迪穿着党卫军的军服面对镜头很自豪地笑着。这张画同样源于一张摄于40年代的照片，而照片上的主角不久之后就死在了战场上。里希特画的桌子和椅子不过是普通的桌椅，它们象传统艺术中的静物画一样，象征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但是战机和党卫军的军官却承载着太多痛苦的记忆,它们象征着战争、暴力和死亡。
　　这样的画面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提出现实的问题。里希特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属于他那个时代，他那个民族，而且也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艺术家所制造的模糊感告诉我们:画面上的一切是关于记忆的，它已经属于历史了，但有一种忧虑、有一种恐惧却依然存在着，萦绕着画面上，也萦绕在所有看到过它们的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就象那个坐落在工业化的莱茵河边的、鬼影憧憧的《行政大楼》（1964），它见证的是德国战后重建的官方建筑在精神上的迷失。
　　经历过纳粹主义的历史阴影，里希特的作品里没有理想主义，也没有光荣，它们描绘的是平凡的现实和平凡的思想，这种平凡有时是荒谬的，有时是悲剧的，有时只是单纯的美丽。当你回顾它们时，会感到神秘和不安。在里希特冷静的、平淡的图像背后往往隐藏着阴冷可怕的暴力。比如他在1966年画的《8个实习护士》，每个人物都温和地微笑着。她们年轻的面孔令人想起学生时代的毕业照，然而那些天真甜美的面孔在现实中早已消失了，她们是一起可怕的性谋杀案的受害者。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里希特否定了一幅肖像画能够抓住对象的“灵魂”或者说精神本质的看法。 他的画面给我们提示了人像摄影可能存在的虚假性：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媒体的暴力，它通常会强迫我们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