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装系列10-可口可乐 2003年

        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首次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身影，而当时的参展艺术家中王友身名列其中。但这位第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喜欢称自己为“业余”艺术家。在他看来，“业余”是艺术家最好的状态，模糊自己的身份，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是他想要并追求的。
　　商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您的作品曾参展1992年举办的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外围艺术展、1993年举办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在当时来说，您属于第一批走向国际的艺术家。但实际上，您参与的展览数量并不多，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友身：我认为，有一些展览可以不参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基本保持着一年参加两至三个展览的频率。实际上，我不太考虑参加展览的频率问题，因为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媒体人，因此我很享受艺术上的“业余”状态。
　　商报：对于艺术家参与展览，您如何看待？
　　王友身：上世纪90年代时，我认为艺术比较纯净，学术与艺术家作品也是这样，没有其他的想法。在艺术家之间在合作上，谈论最多的也是学术本身。
　　2005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向市场倾斜，这是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现象。例如，1991年“新生代艺术展”时，当时没有商业因素的介入，只是针对艺术问题举办展览，而现在的很多展览都是有商业上的考虑。对于艺术家来说，很多时候定位会很尴尬，艺术与商业好比天平两端，把握不好就会流向一端，因此我对商业比较警惕。
　　商报：您的职业角色很特别，一方面从事媒体工作，另一方面将自己定义为“业余”艺术家。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王友身：对于艺术家来说，“业余”的状态是最好的。职业艺术家以出售作品为生，因此需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否则称不上职业艺术家。
　　我所说的“业余”状态，是艺术家可以排斥市场需求，可以不受商业的制约。我的“业余”可以使我与市场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我认为，自由状态能帮助艺术家更好地进行创作。
　　商报：目前，您的创作有哪些新的方向？
　　王友身：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的作品系列都是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进行创作。一些作品系列都是经过十几年的创作，创作到一定阶段将该系列搁置起来，此后出现某种创作契机继续再创作。
　　商报：作品创作跨度十几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继续创作搁置时间较长的作品，新作品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
　　王友身：是的，我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开放的状态。我认为，一个系列作品的完成只是艺术家创作过程的完结。此后，这些作品需要与观众见面，并得到他们的反馈，而这些反馈能够帮助艺术家继续进行探索。我的作品都没有完成，搁置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的可能能够使我对作品继续进行调整。　　因为，我的大量作品在某些展览、空间以及材料等调整后会产生新的变化。例如，我的作品《我奶奶去世前后》，这件摄影作品1989年开始拍摄，持续了五年工作才结束。最初，这件作品1994年在香港展出，此后又在“中日韩艺术巡展”等展览展出，每一次展览我都会将这件作品不停调整。在作品调整中，展览给予我很多提示，如空间、时间等。例如，《我奶奶去世前后》在香港展出时正值春节，国人在春节时特别避讳谈论生与死的问题，但是我将作品放置在展览馆的窗户上，画面向外，路人也能够看到，作品在空间与外部世界产生关联，这是时间给我的提示。
　　在“中日韩艺术巡展”上，空间给了我提示。因为是巡展，需要容易操作的作品，因此我将作品放在显影盘中，让作品形成“清洗”的效果。群展是时间和地点产生变化，而时间与空间也形成了作品的丰富性，这种照片被“清洗”的过程，观众可以参与进来，用镊子夹起作品观看，观众可以看到作品由于“清洗”而产生的衰减过程。
　　商报：从那次巡展之后，您又创作了很多以“清洗”为主题的作品。您在创作摄影作品时，是否很关注照片的拍摄流程？
　　王友身：是的，我的艺术工作中很多都源自材料的属性。胶片照片的流程是拍摄、冲洗胶卷、暗房、清洗、烘干、展示等，我将每一段流程变为我的艺术观念。
　　“清洗”是胶片作品中很重要的环节之一，这是照片永久保存的过程。但我在工作中发现，其实清洗也是逐渐毁坏照片的过程。同时，我也创作过一件暗房的作品，将一座暗房放在展示空间内，观众可以在暗房中冲洗自己的照片。在我看来，艺术创作是通过艺术语言的提取产生观念，而不是先有观念再有作品。
　　商报：您创作了大量的摄影作品，但实际上，您是美院出身，也曾创作架上绘画作品。
　　王友身：是的，上大学时 ，绘画是基本功。我的绘画创作到1989年，当时认为自己的创作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想法通过绘画表述不清。
　　商报：您从事媒体工作，因此作品中也出现了用报纸创作的作品，这是否是从工作中提取的观念？
　　王友身：我的工作提供给我一种艺术的可能性，因此日常工作也变为我的艺术工作。实际上，我非常享受艺术身份模糊的状态，目前很多人提出艺术家身份的多样性问题，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有模糊的身份，因此我将艺术家身份作为艺术问题，并产生了报纸系列作品。
　　商报：目前很多人都在提及艺术创作“接地气”的问题，对此您如何看待？
　　王友身：我认为，作品创作与时间、地点、空间等有关。作品的发生和结果都在某一空间内。时间、空间、地点中出现的问题，艺术创作交流才会产生可能性，艺术自身的问题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营养”和“空气”中，当代艺术不是考古，需要发现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