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存在既属于一种艺术又属于另一种艺术的杂交新式，我的大部分创作被归为行动艺术，或行为艺术。身体行为成为艺术的过程能开启生命更多的可能，不论是代表意义，还是代表美。
我一般不用现有的观念或者固定一种作品的制作方式去生产一件象艺术作品的艺术，所以不是所有日常的行动中都有具体的工作可做，生活成了工作的全部。人需要工作，用体能、智力和时间的消耗来获取生活的保障，并达成和社会的和解。我和家乡的亲戚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你在北京做什么工作？”“没有工作。”“那你都做过什么工作？”“除了工作什么都做过”。身体闲置在工作之外，没有固定经济来源，而更缺乏安全感，对自己所能做的就会更加努力。对作品的梳理和思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大量时间，消耗的部分时间就是“工作”的部分。我每天都出去散步，从小区广场跳舞的阿妈大婶中间穿过去，经过两栋楼，翻过铁围栏，跨过两股火车轨道，再穿过一片树林绕回来。作为散步的内容，我拼命的追火车，直到追不上；有大风的时候在树上直立，树被风吹动，而我努力不动；每低头走9步，抬头看一下天……而且每天散步，几乎都会见到一个遛三条大狗的女人，而我一条小狗都不遛，在路过对方时，因为不认识，我们会像不认识的人那样相互看一眼。生活在当下总是碰到各种默契，也同样需要应对这个时代普遍的困境，不仅需要了解空气和人心的变化，也担心老无所依和小无所依，因为作出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承担。唯有艺术无限自由，不限媒介和形式，也不用受“创造“的限制使其变的特殊，可以让艺术自然发生，减弱创作的痕迹，避开规训和潜在的好坏标准，在方式和态度上找到自由的状态。
2006年我在藏区支教，那里的有些老人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也不关心自己还能活多少年，时空在旋转的念珠中得到延续。给孩子们上课时我会想象每个孩子家里都坐着这样一位长者，致使我无法给他们讲授比自然更有意义的事物。同时，我看到每一片土地都在急剧的发生着变化，为知道这些脱下藏服的孩子将来变成的样子，我决定和这182名孩子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每隔10年，我和这些孩子合影、建头发档案，定盟约，直至我生命寂灭。我好奇他们长大之后如何对应草原，能否像他们的长辈那样融于自然。这个约定正在延续，我观察他们，也为了更好的凝视自己。
温度是心灵的必需品，现实是诗意唯一的栖居地。囚禁的规训和惩罚也能衍生出新的温度。在现实中你看到羽毛，美。在监狱，看到羽毛，不只是美，是超越美的震撼，是瞬间就和心灵融合的亲近。我的一个狱友，他站岗值班的时候一直专注地抓蚊子，抓住后又会放掉，继续抓，有时他会淡淡的对站在他对面的我说：这只刚才抓到过。这是当时关于身体、自由以及艺术，我得到的最有力的诠释，时空被无限放大，人性也在这时显现出巨大的可塑性。还有一个狱友悄悄递给我一根很小的白色羽毛，我一直装在香烟的透明塑料套里作为《博尔赫斯诗歌选》的书签，至今记得书里的一句诗：我无愧地品味了时光的每一瞬息，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我是诗人。在任何空间我们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在行动和现实之间的对话中创造了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抛弃这个对话去直接攻击自然，而是要明白自然已经充斥于对话的双方。
艺术本身含有更广泛的含义，生活也是。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不会只去翻阅文献，更多的是艺术包含下的生命哲学及其现实背景下的诗意。艺术也从来不具有纯粹性，一件作品就是一个时空构造，同时具有意义和美。比较朴素的方法是，选定一个永恒的参照物去寻找行动的价值，就能回归自然的状态，而不至于迅速被物化。因此，我不担心艺术做不好，只焦虑现实的背景中如何更好的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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