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要谈到女性艺术都会让我有种本能的不情愿，聪明的女性艺术家都应该拒绝关于性别的讨论。语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有歧义，我始终觉得“女性主义”甚至是“女性艺术”这样的词汇，在中国的现时文化里是个伪问题。如果只是把同一性别的艺术家凑一起就叫做女性艺术，实际是缺乏问题的针对性的。
中国的女性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一个差异巨大，背景复杂的社会里，中国的女性问题怎么谈?中国的“女性艺术”怎么谈?从什么角度谈?为什么中国的女性艺术家这么少?如果问到中国的女性艺术家是不是女性主义者，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否认?为什么我们单单要把女性创作拿出来讨论?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曾经给我很大启示，她说过：“如果性别是男女不平等的性化(Sexualization)所采用的凝固不变的形式，那么，不平等的性化就先于性别出现，而性别则是其结果。”
向京《异境—这个世界会好吗?》2011年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在比利时举办的中国女性艺术家联展，展览充斥着织物、丝绸、桃红、粉红这些元素。不管是男性策展人，还是女性策展人，碰到做女性的展览，头脑里的“定义”便会即时苏醒。当你做一件作品，观者的潜台词也常常是——哦，因为你是女性，中国的女性，所以这样创作。在艺术圈，几乎每个女性艺术家都会被介绍为“重要的女艺术家”。“女”这一前缀似乎时刻提醒着你的边缘性。而创作者寻求自我建构的本能总是与这样不离不弃的身份标签对抗着。
朱迪斯·巴特勒还说过，把女人等同于性别，是把女人这个范畴与她们的身体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绝给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理当是男性所享受的一样。 这一观点的女性主义火药味就很浓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同样的女性问题是无法做到“微观化”的。因“微观化”的前提是先从社会整体状况和历史视角上去理解和讨论“中国式”女性问题的成因和现实，所有局部的孤立问题的讨论都不具备说服力。然而，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也在不断被规训的过程中缓慢地唤醒了关于性别的自觉意识，并且几乎无可回避地“冒险”涉入了关于女性身份问题的讨论。
向京《果儿》玻璃钢着色，176x52x39cm，2005年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女性注定是身体性动物。借由身体感知和思考，这种身体性肯定带来很多的局限，这种认知近似于被称作“本质主义者”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她们更积极坚决地由此推动揭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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