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性艺术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生物，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同步发展的，从“五四”妇女反缠足、反包办婚姻，要求从经济和人格上独立走到了要求文化和精神独立的道路上。它以其独特的文化内含和美学价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当今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呈现出许多问题，其中对女性艺术的误读和对性别身份的价值定位一直困扰着女性艺术家。女性从事艺术家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展机会和比例却依然远远少于男性，普遍市场价格也大大低于男性，女性主义的进取依然不能停止。女性地位还没有得到平等对待的基础之上，有关“女性主义”展览的举办是有意义的。女性主义展览不仅仅只关乎女性平等地位，还反映很多社会边缘问题，展览作品既有美学意义、审美的探讨，又具有社会意义。
孙国娟 《花容》 油画 1997年
美国女艺术家乔治亚·奥吉夫（Georcia Keffe）对花重新阐释，使传统习惯上的“美艳如花”、“纯洁如玉”等带有强迫意味的性象征观念被质疑和转换。在中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专业和背景的女性，对“花”作各不相同的关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人自己成为破坏女人与花的常规惯例的能手，无数有关于女人与她们角色对应的经典叙事规则被她们破坏和拆除。王季华说：“我现在想把花的形象变的更恐怖一些。”她的中国花鸟画功底使她迅速转入到特殊“花卉”的创作状态。《漠野骄阳》，鲜花正在舒放翻转伸腾绽开的一瞬，花瓣构成一种疯狂的姿态。花的中心，最娇嫩、最隐蔽的内蕊，正从黑暗深处吐露出柔软的条状物。孙国娟画的“花”，像一团流动的云彩，具有幻想和远离现实的特点。朱冰借“花”表达个人幻想，从事过舞蹈表演，使她笔下的花都具有挺拔和单纯的姿态。她说《天堂玫瑰》有着某种神秘的暗示，像最初生长在大地的心里，随生命滋长，自如地开合，如罂粟怒放，敞开她的美艳，散发它的芬芳。她们在个体“神性”层面使花发生变异，蔡锦则从“物性”层面解剖花，远离平常意义上的“美感”。她的巨幅《美人蕉》像是一种生理器官，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在植物本身，而是联想起其他事物。
朱冰 《天堂玫瑰》 油画 1996年
蔡锦《美人蕉》油画
女性主义画家还有不少以家庭生活为她们的创作题材，针对传统家庭观念中的两性不平等状况，从女性和家庭关系为切入点来思考妇女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刘曼文，通过直接描绘家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女性处境，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平淡人生》选取的是丈夫、妻子、子女都处在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景中正常的生活，一股倦怠和凝滞不前的气氛充溢于闭塞的空间。甫立亚借“花”反映女性生存经历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家庭生育、抚养孩子等女性专有领域的问题的反思，对女性成长中“定向”发展的忧虑，关注“女儿”的日常行为。申玲、闫平、喻红、王彦萍、纪京宁等人的作品涉及女性和家庭的关系，母子之间的日常生活景象、夫妻间的日常生活，更多地显示一种匆忙的混乱、琐碎和繁杂。尽管她们也是按照 传统理想表达母子关系，与传统刻意美化这种关系进而造成一种虚假的一厢情愿的意向毕竟有所区别。
刘曼文 《平淡人生（系列）》 油画 1999年
甫立亚 《花容·国王与王后》 油画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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