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语境转换与当代艺术批评

      对于中国90年代美术批评的状况，易英曾在《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一书中提及：“从整体上看，近年来的美术批评在活跃程度上远不及80年代后期。……应该像造就大艺术家那样造就出大批评家，那才是批评的真正途径，但这个目标似乎还非常遥远。”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参与者，易英的感慨绝非妄言。告别80年代批评帮助构建艺术运动的热潮之后，90年代的批评在各类美术活动中的逐渐缺席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这种趋势在新世纪即将结束的十年内并没有任何程度上的改善。“失语”成为批评界最为形象的比喻性词汇。但同时，另一个事实同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是与“批评缺失”这样的判断完全相背的事实。那就是，大量关乎艺术家的评论充斥于各类传媒及展览之上，其中不乏曾在80年代构建批评力量的重量级人物。面对大量近乎广告的评论文字，批评的力量逐渐蜕化，也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愿意花费一些时间阅读那些浪费批评家颇多时日的推介文字。也许，有人会以中国的阅读习惯正从文字向图像转变为理由而一语带过，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细心一些的人会很容易发现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批评原则在评论家与艺术家的利益关联中的缺位，批评作为精神反思的维度消失，奥利瓦所谓批评是艺术敌人的作用转变为艺术家的盟友，批评在实际层面上已经失去批评自身的“语言要求”。那么自然，丧失精神反思的批评只会成为艺术家独自赏析的赞文，而难能吸引他人的眼球了。对于这种状况，王南溟所谓“坐台批评”似乎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应该说，“坐台批评”是一个非常刻薄的词汇，甚至是今天所有批评家都难以真正面对的词汇，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不可避免相关“事迹”。甚至，恐怕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词汇的发明者本人也难能全然事外。王南溟评皮道坚的文章名为“无边的吹捧：皮道坚的‘实验水墨’评论”，似乎他本人所反对的也只是一种无边的态度，而不是吹捧本身。其实，在王对皮的批评中，皮道坚倒真有些委屈。因为皮对实验水墨的关注是他一直以来的学术姿态，无论采用怎样不正确的价值判断，只能说明他的学术能力出了问题，而与“坐台”无关。因为所谓的“过渡阐释”是王南溟价值体系下的评判，你可以根据这一点评价皮道坚的学术观点，却无权给别人加上一顶“无边吹捧”的帽子，这种结论显然是在逻辑指向上发生了偏离。发生这种偏离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王皮事件的后继发展来看，原本应该立足于实验水墨价值认识的学术讨论完全转化为一种针对个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争论”。作为反击，皮道坚将其旧作《我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加了注释重新发表，其注针对王南溟《无边的吹捧：皮道坚的“实验水墨”评论》说：“该文本身实在不值一提，除了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便是情绪化的发泄和漫骂，作者不仅并未读懂自己所引用的文字，甚至连基本概念也没弄明白，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谚云‘文如其人’，王南溟为文之轻薄、刻毒与下作本不足为奇，奇就奇在他居然有脸将自己与坐台小姐厮混的见不得人的体验‘投射’到‘实验水墨’及其评论上，有辱斯文如此，委实匪夷所思！”。这样的言语，实际已背离学术的范畴。王南溟提出“坐台批评”虽然言词刺耳而刻薄，但对今日批评界无疑也是一句苦口良言。坐台批评指出了批评家与艺术家“合谋”批评的危害，因为在这种合谋中，批评家的独立性是遭受怀疑的，而没有独立性的批评显然违背批评的本质[1]。固然，王南溟武断地将“坐台”联系到皮道坚身上有所不妥，但皮的回应将这个本来是学术角度上的比喻转化为王南溟个人生活方式的漫骂却是更加不负责的行为，也使得整个争论完全失去了学术上的建设意义。于是，美术批评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近年来热热闹闹获得广泛关注的都是一些最后脱离学术讨论转而成为“人格械斗”的新闻事件，人们在关注这些热闹的新闻中遗忘了批评对于美术发展的价值。似乎看客的快感已经取代观后的思考，什么“周彦还以为从事批评工作是为了做太监”这样过分的语言都会出现，成为吸引眼球的亮点！面对这样的批评，易英所希望的批评家时代又怎么会出现？一方面是推介艺术家的赞文；另一方面是忘却学术规范与风度的人格械斗，告别80年代之后的艺术批评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冷静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不是去指责批评家，因为当一个问题不是个人化而是群体化现象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认可批评家作为普通人的个体性质。批评家不是神，无法脱离现实的诸多问题。其中，首要问题就是批评的回报是什么？因为无论回报的方式怎样，批评家都需要在回报中确认自我行为的价值感。也就是说批评家首先需要明确为了什么而批评。回想80年代，当话语权集中在少数媒介的时候，批评家的发言往往具有舆论上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在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时代成为一种思想英雄的形容词[2]。虽然当时的批评无法用今天的物质回报水平来衡量，但其精神回报无疑巨大且充满自我认可的想象空间。在这种状况下，批评家的目标是明确的，其价值方向也相对稳定。并且，这种向心力的存在，也使得批评很容易具有文化上的引导与构建价值。那是批评行使权力的时代，批评家带着成为格林伯格或雷斯塔尼的梦想进行着他们的批评。批评也因此获得自身发展的语境。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迅猛的商业化与多元化，批评的语境发生了变化。首先，商业化进程改变了整个中国的价值观。人们越来越漠视崇高感的精神传奇，转而投向现实的财富传奇，并将最终的价值标准量化为货币收入。在这种新的语境之下，批评家的精神理想显得有些尴尬而不合时宜，成为堂吉柯德手中的长矛。应该说，这种社会兴奋点的转移对批评家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它可以轻松地淡化批评家批评的动力，推翻批评在精神上获得回报的价值感。毕竟，批评家生活在现实之中，现实的功利潮流会逐渐消解批评家曾经的执着，直至模糊或颠覆批评家进行批评的目标。于是，利用赞文的形式换取新的价值感自然地成为批评家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