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法官”刘九庵

    一篇关于元朝画家倪云林作品的文章，让我萌发起拜访九庵先生的念头。

    云林作品在明、清两朝十分走俏，江南人家以有无云林画论清俗，数百年来仿（伪）其画者不可胜数，“家家有云林，真者无百一”。这就给后人收藏和研究倪画增添了不少麻烦。40年代，北大教授容庚先生编撰了一本《倪瓒画之著录及伪作》，收录倪画376幅，分别归入正录、别录、伪作及附录，是考察倪氏生平、艺术的必读书目，然而即便容先生这样的大家也难免一失之憾。前两年我读到一篇有关倪画鉴别的文章，作者以确实的资料和谨细的分析指明《雨后空林图》（现藏台北故宫）、《春山图》皆非云林所作，而这两幅画容先生曾目睹，将其列入正录。读罢，我又翻到文章前看署名，从此“刘九庵”便印在我的记忆里。

    95年元月的一天，我来到北京小石桥他的澄观斋，一眼看去，我即刻觉得他和他的文章有着相同的气质：质朴、谦和。整个下午我们都坐在那间书房兼会客厅里平静地交谈着。

    九庵先生本是农家子，原名久安，1915年生于河北冀县，14岁到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学徒，56年进故宫博物院。这是他对自己身世的叙述，似乎不想多谈，话题自然转到了书画鉴定。对于古代名家，平常人头脑有一种习惯认识：好的便是真的，差的必是假的，对此先生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明朝一位富商酷爱董其昌的书法，经人介绍他见到了自己崇仰的大书画家，就鼓起勇气向对方求字，出多少钱都可以。对方见他情切，客气地收下钱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富商如获至宝，把字恭敬地挂在客厅，来往的朋友见到无不啧啧称赞，又有一天这位富商在官府门外看见一位大官从轿中下来进了衙门。他见此人气度非凡，便向路人打探，有人告诉他那位官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董玄宰呀！富商不听则罢，闻之大惊，他不是为我写字的那个人呀？于是他守在衙门口一直等着董其昌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疑惑。董知他受骗，又见他确是喜爱自己的字，就为他写了一幅，富商回到家，将董其昌的字挂在“董其昌”的字旁边，而朋友们看后都说“董其昌”的字比董其昌写的好，是真迹。

    这个故事说明了书画鉴定的某种复杂性，一位书画家创作会因年代、生活境遇、创作场合乃至赠予的对象的不同，作品质量也会悬殊不同。宋元以后文人画大兴，画家不在满足仅仅能画，还需要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体现在画面上大段的诗题，同时他们也不再单纯追求物体的具象逼真，注重通过笔墨宣泄内心情感，注重审美个性。这一转变不仅给书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带来深刻地影响，也为别人仿名字作品提供了更强烈地诱惑力。如果一个人刻意模仿某位书画家的独特风格，积年累月他的仿作会很逼真，甚至可以超过书画家的那些庸常之作，这自然就给后人的画史研究与作品鉴定增加了难度。

    怀疑是人类的普遍特征，没有疑问就没有探索与发现。九庵先生认为，书画鉴定的前提是存疑，在存疑的基础上大量阅读文献。了解书画家不同时期的人生活动，思想情态和艺术手法，为鉴定提供史料依据，而仿造品往往会在这些方面露出马脚。在案头工作同时尽量多看实物（作品）。真伪都看，积存丰富的感觉，从比较中获得可靠的鉴别。

   1962年，张珩、谢稚柳、刘九庵组成三人小组赴天津、东北考查书画。在天津历史博物馆见到一卷《草书五言诗》，初打开时，大家都以为是明朝书法家祝允明的作品，看过署名后，才知是（祝允明外孙）吴应卯所书，当时谢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要若再自己作品上落上祝允明的款，我们难辨真伪。”这件事给九庵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从那以后，谢老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没忘。”从此九庵先生便在吴氏身上用了心，他拿出祝允明和吴应卯的书帖给我看。“你看，吴字写得多好，完全是祝氏的风格，只是祝字用笔藏锋变化多，吴字用笔露锋少变化，就这点区别。”吴应卯仿造了不少外祖的作品流传世上，九庵先生搞清这个问题是他对国家文物事业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