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画画、写诗的这帮人实际上是忒土了,在北京的农村里,穿得破破烂烂的,穿个大头靴子都不知道扎鞋带,知道吧!我特别奇怪写诗的那些人,动不动把声音喊得很亮:啊……像毛泽东那样念诗的那种,我特别受不了,这种念诗有点虚张声势、有点肉麻,画家也是,搞行为艺术的吧,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有时候太悲惨了,像张洹小朋友跑到厕所里弄一个小时……我们的屁股在厕所里拉屎时,苍蝇粘在屁股上,我们都有点磕碜。看他弄的这事儿,我觉得这就是对生存环境的一个提炼、一个表达而已,一个瞬间的东西,拍了张照片。相反他《65公斤》在自虐上加了气味和声音,让这个作品变得很特殊。
在那个年代里太孤单了,都是一帮苦鬼,反正怎么着也是自己人吧,青春期时候的那种感觉,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在北京东村时,我给画家们看打口磁带和唱片的封面,他们眼睛都绿了。因为那时期买到看到的画册都有些偏色,打口磁带封面不偏色,在破录音机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比在音响里发出来的声音正点儿的。
在东村里我算是第二小的,最小的是朱冥,其他人都年龄大,越老的越土嘛,年代的局限性,东村最大的是老王--王世华和我爸差两岁吧,有一天和他看毛片,他哭了——他不知道还有这个姿势,被感动地哭了。这太荒唐了,然后我一开口唱歌,他们就激动,男的不停地喝酒,女的反正是湿了眼,我就像王子似的。其实就是瞎吼瞎叫的,但这帮人就是太渴望纯粹了。王世华是蒙古赤峰人,从小听草原那些歌儿,那时还不知道“原生态”这个词,我的歌就是王世华这些艺术家们梦想的东西。
当时马六明差点被我们乐队的人一刀子捅死。他和我们乐队的藏族吉他手喝酒,当时一堆人没桌子坐就弄了报纸铺在地下吃饭的那种,喝大了后马六明开始掏出鸡鸡来做行为艺术,藏族人哪见过这事儿啊,一激怒后像个藏獒,当场拿刀子就要砍小六子,我马上往后拖这个藏族人。藏族人比我重四五十斤,当时19、20岁,没轻没重的,又喝了酒,我拖都拖不住。小六子在那里被吓傻了,后来有一天好像告诉我他到现在还有一点后遗症呢。
有时还算客观,觉得当代艺术家们不错、不容易,因为我介于音乐和当代艺术之间,他们都是自己的兄弟们,都是一帮苦鬼。搞音乐的觉得这帮行为艺术家就是一帮衰人,臭烘烘的往身上套个东西在中国美术馆里跑,他们看着就笑场。这可真荒唐呀,都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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