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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赋新诗强说愁——当下的当代艺术家有多少“营养不良”？
时间：2016年12月09日 作者：邢千里 来源：美术报
如今，走进许多具有所谓实验色彩的当代艺术展厅，观众经常会发现自己宛如置身于一间偌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巫师实验室或者充满声光电效果的玄幻迷宫之中。看着一件件形状各异、内容晦涩的绘画或者雕塑作品，听着各种机械的、电子的和说不上来源的声响，有时还会搭上一两个神秘的木头房子或草屋，人们被前后左右头上脚下扑朔迷离的光影交叠所包围，惊异于绘画和雕塑上光怪陆离的形状和色彩，各种复杂精密的机械装置，以及映像和声电效果等组成的难以言说的剧场效果。
伴随着这样的展览空间与特效，主办方往往会冠以一个个“不明觉厉”、东方禅宗意味或者西方哲思色彩浓厚的似是而非的主题和表述。往往是充满了晦涩而陌生的暗示、暴力或情色，或者不置可否的达达主义色彩的文字。如：“化禅”、“水墨立方体”、“大境·呈象”之类。或者干脆摆出一副蔑视权威、具有私体验的先锋姿态：“滚蛋”、“说着玩儿的”等等。
同时，所谓策展人语或者展览前言，不但没有对主题进行清晰详尽的阐释，故弄玄虚的文言体或者佶屈聱牙的翻译腔反而让观众如堕五里雾中，更加不明就里：“将观者带入一场时空与精神的对话，释放多维度的感受和想象潜能”，“建立一个更为积极的认知方式，寻求一个需要改变的理由，从而追求一个更为独立的艺术人格……去感受，而不是希冀是否被读懂。”类似这样空洞的表述回避了意义上的追问，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作品在风格和手法上的实验态度，而非精神和意义本身。这样的表述套路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一方面显示了策展人或主办方对于展览主题和定位的模糊，以及语言逻辑的惯性，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某些展览作品本身的矫揉造作、乏善可陈。
张文新（部队） 祖冲之与圆周率 299×299.5cm 油画 2016年
这样的展览往往喜欢突出综合艺术的概念，特别是装置艺术和互动思维的融入。今天，所谓的先锋姿态往往是伴随着材料和形式的多元实现的。绘画及雕塑作品刻意打破传统艺术静态的、平面的、孤立的旧有模式，以及金属、木石等常见的材料概念，甚至有意混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而影像和装置则突出禅思、工业及后工业的精神迷失，以及特定场域和互动模式对观众的感官催眠。这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当然都是合法的，而且是十分讨巧、颇具先锋精神。但问题是，这样的作品和阐释背后，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而有效的？
一位年轻艺术家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阐释时说：一切都是正常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正常的，无论做出多么怪诞的创作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正常的，无论自己是否愿意承认，作品的确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也是自己内心活动的外现。
这几句听上去有些拗口的话很难让人相信这些年轻人是出于对社会睿智的洞察，以一种表面上的自说自话般的玩世不恭来传递某种文化与精神担当，而更像是一场幼稚的观念游戏，是普遍存在于当下年轻艺术人身上的时代症候。
表面看来，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是以社会问题和矛盾为切入点的，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思考与担当意识。例如城市拆迁题材、贫困或者环境污染题材。有位年轻的雕塑专业毕业生以拆迁后带有混凝土和钢筋的红砖为载体，置入普通家庭照片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责任”和“生活”的理解。只是对于类似主题的关注方式，在当代艺术中早已屡见不鲜，而照片的挪用手法又流于表面。
但即便如此，这样带有一定的社会担当精神色彩的作品在展览中依然属于少数。更多艺术家迷恋于有关情色、暴力和自虐式的个人化体验。诚然，这样的言说方式也可以成为某种社会、文化和精神主题的切入角度，但显然这些所谓的实验形式缺乏真诚的批判精神和思考深度。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剥开这些作品煞有介事的视觉噱头，露出其单薄而矫情的本质。虚张声势的形式背后，看不到这些艺术家对于生命、艺术和社会的真诚关照。
韩书力 边巴顿珠（西藏） 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 513×394cm 中国画 2016年
“为赋新诗强说愁”现象在当下许多艺术家中普遍存在。在今天流水线般的教育语境下，很多人经历的是雷同的学习过程，接触的是相似的知识和趣味，再加上长期对于传统文化的隔膜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随，这就导致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大同小异。由此，又导致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担当的相对欠缺，即便对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有所触动和思考，也常常是隔靴搔痒。因此，不论是试图扮演社会良知的角色，还是退守到心灵深处进行自我静观，都因为艺术家缺乏文化的视野和灵魂的厚度而显得幼稚而矫情。
虽然作品幼稚而矫情，但很多人却深谙当代艺术生态的生存法则和游戏规律，他们也很熟悉当代艺术语言符号的“料理”方式。他们煞有介事，急功近利，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敬畏与耐心，也缺乏批评的能力和勇气。他们更在意的，或许是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实验色彩和批评精神的艺术斗士形象。对于真正的艺术而言，他们太幼稚。对于社会和大众而言，他们又太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