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出自《恒久与无常》张大力新作展开幕后的“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国际学术研讨会俞可发言部分。在该发言中,俞可主要从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下的现实主义。
“当代艺术中的恒久与无常”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正文: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恒久与无常”,巫鸿先生用大理石稳定、恒久的物质特性,以及时间变化、短暂的性质来象征张大力作品中“恒久与无常”。而我则是从“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张大力创作的影响这两个角度来思考的。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们存在的理由、背景;为什么欧美艺术圈会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更为关注;在目前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中,是不是只有“现实主义”更能与观众形成有效互动。
库尔贝《采石工人》
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库尔贝、米勒、杜米埃就已经用社会底层大众的真实形象将绘画的关注点转换到一种粗放而质朴的形式与内容,并且用绘画中的民主意识消解了当时主流的内容题材和审美趣味,让绘画获得了“前卫”这个关键词。从此绘画中关于理想主义的描述和关于艺术之美的塑造都受到了挑战,艺术的视角也由对宗教神话、英雄史诗的歌颂拉回到对现实世界的描绘。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艺术为十九世纪末的现代艺术思潮萌芽提供了理由。1815-1848年,欧洲大陆风云际会,各种运动与思潮的更迭、社会冲突的爆发,都表明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必须建立新的维度。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使法国社会上兴起一股趋向于人民大众的、更具叛逆性的视觉需求。艺术内容的演变形成了对过去的方法、体制、以及观念的批评。同时,对社会分层、社会机制、社会气候等意识的萌芽,以及对个体的更为深刻的理解,启发和影响了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由此,现实主义基于它自身的道德使命和社会使命与民众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中衔接在一起。在接下来岁月里,尽管现实主义又被定格为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玩世现实主义,但它的精神本质和效力周期并没有因为艺术史写作的变迁和文化的转型而消失。现实主义从地缘政治、社会跌宕的过程中形成了从西到东的迁徙路径。如果我们从传统艺术史写作的惯例来看,一般的风格、思潮都会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中发生改变,或者成为视觉语言的记忆,然而现实主义样式却始终不间断地继续作用于视觉艺术本身,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无论是19世纪的库尔贝,还是克拉姆斯柯依、列宾等带领的俄罗斯巡回画派,以及紧随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对革命现实主义表示怀疑的伤痕绘画,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有意识的创作方案,归类于社会主义集体经验下的批判现实主义。由此,我想问得是,为什么只要艺术接近政治和社会内容,“现实主义”就会彰显出它持续的生命力。而艺术家在创作中强调的个人感知、形式研究、语言转换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的发生变化或者就消失了。如果是这样,艺术中的风格样式是否真能保持一种恒久?艺术的生命里是否必须得与社会事件、政治内容、宗教意识结成紧密的关系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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