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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艺术圈的年轻人
时间：2016年08月31日 作者：吕澎 廖廖 来源：网络
廖廖：60后、70后两代艺术家生于红旗下，成长于文革中，理想破灭于80年代末，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让他们有一种天赋的文化使命感和家国情怀。而今天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他们不再背负沉重的文化负疚感和历史使命感。新时代青年成长于经济崛起、世风万变的快餐时代，他们对集体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有迷信权威偶像。他们更自由、更开放，对价值观和使命感并不看重。许多人批评他们的作品游戏化、装饰化、平面化，显得矫情、苍白和无力。
你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如果说“当代艺术”记录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么缺乏深度与思想、缺乏价值判断的当代年轻艺术家能否承担这个期待?
吕澎：你的问题是，“如果说‘当代艺术’记录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那么缺乏深度与思想、缺乏价值判断的当代年轻艺术家能否承担这个期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现象都指示着我们要发掘的历史，如果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被认为“缺乏深度与思想”或者“缺乏价值判断”，那么，未来的人就会看得到这个时期的“缺乏深度与思想”或者“缺乏价值判断”。大多数的人习惯对历史有一个高大上的期待，实际上，历史就是问题史。如果一定要说历史的无价值阶段是存在的，那么，若干年后，人们会说：“21世纪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段时间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是我们不喜欢或者让我们失望的一部分而已。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应该为社会或者人类提供一些创造性的产品(作品与思想)，但是，即便是废墟，也证明着废墟的历史。我个人的确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否应该用“失望”和“价值不大”这类词来概括一段时间(比如2008年以来)的艺术。不过，我的第四本十年史是2020年出版，不知道那时的最后判断与现在是否吻合。
的确，“当代艺术”这个词汇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妥协、同流合污、庸俗、无聊或者没有意义的现象非常普遍。也许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应该去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特征?从这个角度上看，历史大有写头，不过是从艺术领域来观察一个可能让人失望的历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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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年轻人 摄影：龚平
廖廖：年轻人曾经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当年的欧美新青年发起的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动摇了欧美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世界生活方式的巨变。中国80年代的青年狂飙已成为理想主义的纪念碑。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革命与反抗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代青年叛逆而不狂野;追求自由但是无意挑战体制;依然迷茫与困惑但是仅限于自身而无关政治。
在现实层面，当代青年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势利而精明，在精神层面，他们又像犬儒主义者一样保守而退缩。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认为这平和而庸常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意味着什么?
吕澎：我基本同意你对现象的分析，按照我的价值观，这种状况非常糟糕。我相信这样的状况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教育产生的后果。“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训诫在整个教育机构中几乎没有讲授与提倡，直到今天，学校里还继续着旧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如果我们去问问一位年轻批评家如何看到这样的问题，我想，支支吾吾、不清不楚、闪烁其词的回答可能是普遍的，没有人愿意正面回答问题。我想，这一方面有可能是觉得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不太便于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很少看到正面回答并且表达自己看法的现象。我同意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分析艺术与现实和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去讨论人类与理想这类大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言词和行动代表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如果对自己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对待失败缺乏清晰的思考与准备，也许油头滑脑的精明会导致没有社会价值。
革命的确被普遍否定，因为革命似乎缺乏带来建设性成果的历史依据，同时，革命也破坏了眼前的安全与细微末节的可能性;同时，挑战体制的胆量与智慧也非常缺乏，因此，将注意力放在很狭小的个人空间和经验范围是普遍的。并且，在多元化的错觉中，更多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行有多拘谨，我相信他们并没有思考：他们的言行究竟在什么层面上被认为是有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的年轻人清楚吗?我知道，他说他并不需要什么意义，尤其是所谓的社会意义，国家意义，开心，高兴，有兴趣，这已经够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即便是他们自己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开心、高兴与兴趣，都是有人用批判性的眼光与思想守护着的——他们看不到这一点。
嬉皮士、性解放、新左派、反战这类运动的确早就过去了，可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受惠于这些运动。顺便提醒的是，今天中国的新艺术无疑受惠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和90年代的当代艺术。通常，年轻的儿女将他们的欢乐看成是天经地义，可是，理性的同龄人不会这样看。在这两种年轻人中间，难道看不出问题吗?!欢乐的人群与这个人群中的沉思者显然是不同的。
“多元”这个词在这个时期具有部分的合法性，这就使得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有可能做出尽可能满足他们思想与能力范围的事情来，这中间，可能存在着与意识形态边界有关的有效的叛逆;困惑中的理性，以及承担责任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