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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如何做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馆

时间:2017年06月13日 作者:邱志杰 来源:邱志杰工作室
 
   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从开幕以来就得到了专业观众和公众的热烈的评价。在威尼斯期间,我被赞美和祝贺的声音弄得实在是有点飘飘然。但是回来之后,我读到一些国际媒体上几篇关于中国馆带有误读的评论。我觉得有必要来加以解释。

   我所指的是,有些文章不同程度地带着有色眼睛来看中国馆的艺术作品。比如有的文章说中国馆“最聪明地展示了国家的实力”——感谢作者对于中国馆艺术上的肯定,感谢作者能够感觉到那些作品的魅力——这是需要感受力的。相比之下,别的某些文章则完全放弃了感受艺术并仔细理解其运行的机制,而是粗暴地把今年中国馆的展览,描述成一种对长官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再现。把中国馆内艺术能量的充溢,联系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积极的外交形象。

   我希望人们在看到和谈论这些作品的时候,暂时放下对于一个巨大而依然在增长的经济体的疑虑,尽可能地排除发生当前在欧洲和美国的正在抬头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应警惕一种有意无意的倾向,把新冷战思维用于对一个艺术双年展里的国家馆的进行解读。

   首先要说说我对威尼斯双年展中的国家馆的理解。

   我认真比较过国际艺术双年展、奥运会和世博会这几种不同的平台。它们诞生在几乎相似的时代,都是在十九世纪末。芝加哥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是1893年,巴黎世博会是1889年。现代奥运会是1896年,威尼斯双年展是1895年。那个时候民族国家的观念十分盛行,甚至德国也在那时候才刚刚建立起一个国家不久。人们习惯性地以民族国家作为理解艺术的单位。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艺术家和城市的关系比和国家的关系更密切。纽约人可能对于纽约的认同感大过美美国,巴黎可能认为自己比法国都大。所以2012年当我担任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的时候我设立了城市馆。就是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来讨论艺术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我希望在“天”、“地”、“人”的秩序里面来谈论艺术,而不是在一种“国际”秩序里面。

   虽然奥运会的口号说“重在参与”,可是大家真的连银牌都忽视了,只关注得金牌的人,要不然奥运会就不会弄出一个奖牌排行榜。所以奥运会的确是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的体现。奥运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战争的一种替代形式。而世博会展示的是国家的特殊性:有科技的国家展示科技,没有科技的国家展示他们没有科技过得也挺快乐的。有风景的国家展示风景,有原住民的国家展示原住民,有历史的国家展示历史。奥运会关心的是国家的实力,世博会关心的是国家的特殊性。对我来说世博会和旅游是有关的,它志在吸引大家,向大家介绍这个国家,塑造出一个旅游目的地。

   一个艺术双年展的使命,我觉得和奥运会和世博会是绝然不同的。艺术双年展需要去展示每个国家自己遇到的困难、尴尬、危机,以及这个国家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们在面对这些困难、尴尬、危机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能力。大家来双年展是交换大家面对的问题,交换大家解决问题的经验,从而达成一种和解,从而互相启示。不是“哦,原来你们这个国家是这样的,这么好玩”,而是“哇你这个办法真不错,我也可以学来试试看”。对我来说,威尼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应该用来展示某个国家的强大,或者它的有趣,而是要展示它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这几年,在威尼斯大家也都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是有问题的。在全球化局面下,一个持有中国或日本护照的人30年来生活在纽约或柏林是很常见的事情。把这么一位艺术家放在中国馆或美国馆都有点尴尬。所以这几年有一些国家邀请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国家馆展出。遗憾的是,这也给了一些不认真的国家机会,让他们把本国国家馆的参展资格进行出售。前几年有一些中国艺术家在肯尼亚国家馆的展出引发争议,就缘于此。

   我认为双年展即使有国家馆,也并不是要去提供出一个完整和权威的国家形象。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对国家的阐释依然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并不存在着一个官方的、经典的、正式的一个国家形象的阐释。对我来说,威尼斯的各个国家馆们,绝不是要完成这样一种使命,而是要去呈现这个国家在此刻的某一类艺术、某几个艺术家、或某一个策展人他从个人角度出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非常个人化的理解。

   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久而久之人们总是会形成一些刻板印象。诸如法国人浪漫啊,德国人严谨啊等等。但是这些刻板印象恰恰要通过策展人和艺术家个人的视角,通过对这个国家的重新阐释来进行颠覆。我认为这是威尼斯双年展的每一个国家馆的使命之一。今年德国馆的《浮士德》是经典的德国元素,但是这个德国被描述为冲突的、迷乱的,摸索的状态。我认为它受到专业圈的称道,正是因为它颠覆了人们对于德国的刻板印象。

   所以对我来说,全面的去阐释这个国家的压力并不存在。反倒是要通过这种个人视角,翻新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国家的形象,需要尽可能多样的个人视角去加以丰富。

   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今年我在中国馆提出的“不息”的概念,我们强调“师承”、“合作”和“民间”三个概念,我自己和艺术家们都并不认为是中国独有的。而是相信这样的一种能量,也存在于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的艺术里面。但是人们可能在浪漫主义以来的个人创造的神话里面沉湎的太深了,以至于遗忘了这种博大的能量的运行。他们只是需要用他们的角度重新提起这样一种运行机制的存在。

   整个展览最核心的部分是一面文献墙。在这面文献墙上,中国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非常用心的列出了每一个艺术家的师承——每个艺术家的老师,他的老师的老师。通过这面墙我们可以看到它连接向法国,从印象派到学院派都渊源深远;它连接向苏联和俄国,人物谱系中出现了马列维奇;它连接向德国哲学,出现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出现了布伦塔诺,而布伦塔诺还是鲁道夫·斯坦纳和佛洛伊德的老师;它连接向了日本的学者和艺术家——20世纪,有大量的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所转译的欧洲文化来了解欧洲。它连接向了中国的民间传统,一些默默无闻的农民。这些人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成为艺术家,农忙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农民。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它也连接向了印度。当然它还连接向了中国的文人传统。

   因此今年的中国馆《不息》,核心在讲传承和参与。它在说:每一个艺术家都不只是个人的创造者,他们都有老师。他们的作品里面都回响着他们一代代的老师的探索的声音。只要他们在工作,他们的老师就没有死去。他们讲合作:每一个人的作品里面都都映射着他们周边的每一个合作者的创造力。这样一种对艺术家的个人创造神话的瓦解,本身是一种真正的谦卑。在这里面,艺术家并没有被描述成一个开天辟地的上帝一样的人物,而是这些合作能量和传承的力量的谦卑的恭候者。

   同样,一个国家的艺术也被描述成是对其他国家的艺术的回应。对多种传统的糅合和消化,而不是在强调一种完全极其独一无二的、得意洋洋的民族传统。当我们看到一些来自中国西部的农民和正在威尼斯留学的中国孩子们和各国的观众一起沉浸在声音和影子的表演中的时候,应该每一个在现场的观众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共享的力量。

   策展人在关于这个师承图的说明文字里面写到:“这面墙是一次感恩,是一次充满了情深意重的致敬”。中国馆的策展人和艺术家明确的把影响到他们的所有的因素都列入他们感激的对象里面。中国的传统被他们描述成一种由外来的资源不断地加以丰富,不断地加以激活的一种能量。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描述成是一团火焰,是由各种外来的帮助者、引导者、外来的助力,不断的来添柴加火,维持着这团火焰的燃烧。这一来实际上就已经把中国馆定义成一种跨国别的、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馆。

   我相信只要细心的观众平心静气的来阅读这面文献墙,都会都会被深深地感动。可惜在威尼斯这样一种充满了旅游气息的城市,还是有太多艺术界的粗暴的旅游者。他们就像那些挤在桥上仰望着叹息桥、拿着自拍杆的游客一样,他们走到哪里都只是在拍摄他们自己。他们举起海螺的时候,他们以为听见的是大海的声音,其实他们听到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心跳。”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从来都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所构成的集合体。“中国”这两个字——中心之国,并不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最高峰。并不是一个须弥山的结构,中间有一个最高的山,一览众山小。按照我的朋友,哲学家赵汀阳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漩涡,是一个不断的把周边的要素卷入自己的漩涡。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不息的学习者、吸纳者和包容者,正因此,才成就了她的复杂性。中国人深深的知道,在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了丝绸之前,在这条路上从西亚传来了小麦,传来了铜器的制造技术。中国文化大量的接纳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神父,埋葬在北京被称之为“利子”——“子”这个字仅仅用于中国的圣人。历史上的中国思想家,都更多地谈论天下的道义,而耻谈国族的利益。如果他们扞卫某个国家,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在维护天道。他们热爱的是文明,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

   过多地把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置于民族国家的“国际”语境的控制之下,过多的陷入民族主义思路的人,他们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四海为家、把艺术当作天下人应该共享的能量的情怀。是时候让我们来抛弃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路。摘下有色眼镜来看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所贡献出来的鲜活的想象力。威尼斯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互相提防和互相警惕的地方。

   今年的中国馆出现了一些传统艺术的形式,从刺绣到皮影表演,到水墨画,但是所有的传统形式无不被置于一种全新的当代的语境里面。他们之间媒介和媒介之间互相跨越,最传统的皮影表演与录像和动画中的形象互动,,使用了的现场的VJ切换和程控的机械臂辅助皮影表演。这是对中国传统材料所进行的一场大胆的实验。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域,在这个地域里面的人不可能不把传统的形式带入一种实验中。

   我刚才说过,我相信威尼斯应该用来展示尴尬和困难,及其解决方案。今天全球化格局中地方传统的丧失,正是今天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们面对的巨大的问题。出现在中国馆的刺绣和皮影,都有其农耕文明的基础。他们有的在全球化的局面中举步维艰,面临灭绝。有的不得不在资本操控下为了生存而庸俗化。这应该是全世界热爱艺术的人们共同感到痛心的事情。所幸在中国依然有有一些不息的实验者不肯放弃,他们守护传承并设法更新的努力近乎悲壮。在我看来,过去一些年来GDP中心论的各地方政府和急功近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给这些实验足够多的支持!我庆幸能够有机会在用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平台展示这些悲壮的实验。我们相信,这样一些实验为世界各地同样古老的文明如何完成自我更新,如何让艺术不死,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样本。因为我相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面临相似的困难,并正在发明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中的“传统馆”,看作一种出谋划策的头脑风暴会议。我的中国馆,应该是这场头脑风暴的参与者和学习者。

   我深信这样一种工作,不应该被误解为为一种霸气侧漏,不应该被视为炫耀国力。它是对于困境中的坚持者们的支持。

   我深信,即使有误会的人,当他们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各地各种文化人在努力保存传统工艺,在努力为它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更新它的艺术精神。他们在呼吁社会的关注,谋求政府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何等困难,有时何等无助和绝望。而且这些改造者们,不光是中国人。很多外国人也热情地参与其中。当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在讨论如何向欧洲和日本的经验学习,如何优化遗产保护机制。那他们一定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理性的人,会学着把中国视为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聚集着一群着面临巨大机遇和巨大困局的探索者们。他们的实验可以有成有败,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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