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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巴特纳与坏画的诞生

时间:2020年11月20日 作者:艾墨思 来源:randian


 


维尔纳·巴特纳,《三月狂热》,2011,59,1″ × 47,3″ / 150 cm × 12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德国那时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北约双轨政策基本上让核武器出现在德国。还有生态危机,经济增长为零。和平运动和绿党的建立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一些人来说这还不够。每个城市都有共产党分裂组织,毛派,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些人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例如红军派(Red Army Fraction),他们实际上是在暗杀政治家,从而恐吓西德的电视观众。同时,纳粹分子仍在司法系统、政界和学界任职。那时候,对于一群年轻人来说艺术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巴特纳:那还有哪些其他选择?放弃希望、顺应局势、转入地下?这些都不适合我致郁、好沉思,反对积极的性格。我更愿意从让自己舒适的居所或工作室来评论这愚蠢的一切。因此,艺术与我冷漠性格的完美契合。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表现自己对人类纠葛的厌恶。

艾墨思:通过“由青春期走向成功”和“技术工人他妈的”等口号,你指出了后法西斯社会的新弊病。在我看来,当时,你和基彭伯格和奥伦每天都在较量,看谁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捕捉这个世界的荒谬……

巴特纳:基彭伯格是这样说的:“想要聪明,参与其中”。这样的轻描淡写不赖,也毫不留情。当时,大概是由于对纳粹专政的沉默,一部分青年人对外界的狂风周边感到困扰。音乐和美术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些嚣张的业余爱好者成功攻击了传统的殿堂。充斥着傲慢的新一代眨着眼向世界出击。他们中一些人用了枪,受到了惩罚。有的人喊着“来一点真枪实弹吧!”有的人则仍说:“不,谢谢!”(1)。有些人用阿姆斯特丹的镇静剂麻醉自己。核心家庭、对权威的服从和洪堡式高等教育模式已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字斟句酌也显得可疑。当时,我只希望被对的人听到和看到,与对的人共枕而眠。为什么我和基彭伯格会被互相吸引?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将像哈拉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这样的人(道德立场令人怀疑的德国电视主持人)推到了拥有权利的位置,那时候是时候让我们想出一些新东西了。

 


维尔纳·巴特纳,《歌唱的男人们》,2005,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我们早上看报,下午画画。成品充满了责任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刻薄的讽刺。你当时做作品又快又狂野。那些画都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巴特纳:那时,我尽可能地画好画,所以确实,有些部分画得很大胆,很粗犷。很多部分都是匆忙完成的,我不想一整天都花在画布上,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我用了很多直接画法,湿盖湿。我也讨厌给作品签名,所以我试图创造一些属于我的标志性的元素。颜料的挥洒,对黑色的运用,使人们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说:“这是巴特纳的作品。”这个方法很有效!但是我非常担心自己在画什么。你看我的画,《沐浴中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描绘了在海滨附近整齐叠放的士兵制服。你看不到士兵,他们都去游泳了。在德语中,我们有个一词叫“baden gehen”,字面意思是“去游泳”,隐含意思是:你已失联,你失败了。那就是俄罗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1982年创作了这幅画,三年后俄罗斯死在了水中。在我看来,苏联是于1985年5月17日瓦解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开始禁酒。那算是一个转折点。

艾墨思:你出生在东德,但在西德长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活是怎样的?

巴特纳:警察和线人都很友好,我算是社会主义者的小宝宝。有时我想如果我们留在东德,如果我母亲没有绑架我并把我带到西边,那么在1989年,我将是埃贡·克伦茨(东德的最后一个国家元首),我会更坚定的宣传东德。但是在1961年6月,柏林墙建成两个月前,我的母亲绑架了我。我的父亲已经跑了。可怜的是,他想抛弃我们,这是我母亲无法接受的。她带着三个无助的孩子跟着他。那或多或少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小家庭团聚后,我的父母没有给对方好日子过。她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去世的人,享年52岁。我也就是从这段不幸的婚姻中来的。

艾墨思:你还为此做了作品,对吗?

巴特纳:作品《抛弃与纠缠》中有一个两岁的我,骑着小马,背景是我家乡耶拿的明信片。这绝对是具有传记性质的。但作品标题指出了任何存在的个体的灾难。根据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说法,我们被一种未知的力量迷住了,陷入了“向死而生”。在这样的存在下,我们永远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变成了一种遁入虚无的存在。简而言之,海德格尔摆脱这种人类困境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去自由设计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也陷入了严重阻碍“向人生计划存在“的纠缠之中。一个人被卷入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时期中,更糟的是,被卷入一种时代精神,陷入质量和持续时间都不确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如果一个真的很倒霉的话,甚至就陷入冰河时代或全球经济危机。因此,计划一个人的人生的自由在本质上是具有偶然性的。这是一个人必须承受的。但我再也没去过耶拿,因为它看起来和任何其他城市都一样。有加油站,有商场,一切都一样。我在那也没有亲戚了。现在我是一个鳏夫和一个孤儿,仅此而已。正如叔本华所说,必须爱自己的孤独,这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责任编辑:杨晓艳去阿特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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