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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的《布满全城》（It's All Over the City）用充满活力的漩涡形黑色书法线条描绘, 从空洞的中心扩展, 如星云一般。在以棕色、黄色为主的色调中，明亮的蓝色波点和蓝绿色的背景创造一个微观的分子世界, 迸发出巨大的、解构的能量。作品的题目也有双重涵义，布满全城，或是一切都结束了。画面“看上去很美 ”，令人联系到二战中德军对法国的占领和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二战之后，无论是集体化的政治、还是作为人类自身都受到存在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让·福特里埃
让·福特里埃 (Jean Fautrier 1898-1964) 在二战期间曾经加入法国的抵抗组织，1943年被纳粹逮捕，出狱后在疗养院创作了作品《人质的头》 （Head of a Hostage 1943-5）系列，其中有雕塑，也有绘画。他描绘自己在被俘期间的恐怖经历，特别是每晚听到纳粹在森林里折磨和处决犯人的声音。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人质的头》系列在表面上都有明显的分层和划痕，反映受伤的、被肢解的肉体。用具象和抽象的结合，艺术家表达了精神与肉体、有形与无形的折磨。1945年，《人质的头》系列在巴黎杜胡安画廊（Galerie René Drouin）首次展出时，被紧密地悬挂成列，仿佛是大屠杀的展示。尽管它们看上去恐怖而又丑陋，使刚刚经历过灾难的观众们感到恶心难受，但是，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二战死者的美好纪念，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精神的救赎，警告人们这种恐怖的经历不可遗忘。
让·福特里埃《人质的头》 雕塑，铅，大理石底座
1943–4 4，540 x 295 x 310 mm
伦敦泰特艺术博物馆
让·福特里埃《人质的头》1944 布面油画
35.6 x 26.7cm 私人收藏
让·杜布菲与生涩艺术
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1901-1985）反叛传统的艺术教育，攻击令人窒息的主流文化。他收集了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艺术训练的“局外人” 绘画，比如：儿童和精神病人的涂鸦，提出了“生涩艺术”（Art Brut）的概念，用来形容那些自发的、天真的、在美学上不被接受的艺术。他认为这种摆脱了正统束缚的艺术，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精神力量。二战后，杜布菲与法国艺术家一起发起无形式艺术运动，反对战后法国的保守主义。他最著名的是40-50年代质感厚重、笔法粗旷的绘画。
杜布菲与艺术作品与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对话。他用厚重的颜料，抽象的划痕呼应萨特主义所形容的人类生存的“恶心”。他曾经宣称：“我感觉并且宣布自己将是一个热情的存在主义者。” 「5」杜布菲创造的原生艺术（Art Brut）收集了监狱中的犯人和其他社会边缘分子的涂鸦，打破了医学、“犯罪”和艺术领域之间的界限，如同福柯在的 《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955-1960）中的论述的“精神分裂症的艺术（Schizophrenic Art ）。「6」
在杜布菲《黑色大风景》（Large Black Landscape ，1946 年）中，抽象的线条下面隐约可见儿童、房屋和树木。大面积黑色中的划痕令人想起自然风化的岩石和满墙的涂鸦。苍白的天空上挂着气球一样的太阳和舞蹈着的云朵，如儿童画一般。当二战后法国大众希望通过美寻求安慰，恢复旧的道德体系时，杜布菲却用“局外人”的眼睛来嘲笑传统的精英艺术。这种质感粗糙、色彩乏味的绘画，如同灰尘甚至排泄物。在恐怖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杜布菲画中肮脏的土地和荒芜的风景并非宣告文明的终结，而是想在这无望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纯洁的未来。
让·杜布菲《黑色大风景》1946
板面油画 1551 x 1186 mm 伦敦泰特美术馆
整个 50年代，杜布菲都采用了制造厚重、粗糙质感的画法。《地下的魂灵》（Soul of the Underground，1959）是他粗质地画法（Texturologies）系列中的一幅，可以看到艺术家对于画面质感的迷恋。杜布菲用铝箔、油彩创造了一种粗糙不平的表面，仿佛是脏土覆盖的煤矿。为了表现材料原始的质感，杜布菲完全放弃了绘画性再现。对于画面质感和物质性的强调并非只是一种艺术材料的实验，而是体现了艺术家对真实的坚持。杜布菲希望用反形式美感的画面表现人类对自己弱点和失败的承认，希望通过反省自我救赎，使灵魂得到再次重生。这个图像再次印证了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7」萨特并没有试图说明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了质疑宗教的解释。实际上，在战后的欧洲社会，每一种信仰模式都受到质疑。以“残酷剧场”的实践者，法国前卫戏剧家安东尼⋅阿尔托的话说：“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不再有定义。” 「8」
杜布菲《地下的灵魂》1959
板上铝箔、油彩，149.6 x 195 cm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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