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灾难之后如何进行心灵救赎—欧洲反形式主义艺术

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b.1919）也是诗意抽象的代表。他曾经在二战中服兵役，战后回到巴黎，开始在白色或其他颜色的背景上创作黑色的、条块状的抽象画。1947年，苏拉热在法国的独立沙龙展上受到关注，成为年轻一代后-立体主义抽象的代表。尽管他的画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克兰（Franz Kline）的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创作方式上并不相同，苏拉热用更大面积的黑色，有时还加入蓝色、灰色和棕色，表现出阴郁的气氛，形式结构上更平衡。苏拉热的画与中国的书法很相似，具有黑白相生的韵律感。他还常用刮刀制造出纹理、光影和深度，令人想起史前洞窟艺术的原始力量。

苏拉热《绘画》（PAINTING）1953
 195 X 130 cm，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

眼镜蛇群体

眼镜蛇群体（1948–1951）成立于巴黎，大约由30名成员组成，因为自发性的、反叛的绘画风格而著称。创始人包括卡雷尔·阿佩尔(Karel Appel)、阿斯格尔⋅约恩(Asger Jorn)、卡尔-亨宁⋅佩德森（Carl-Henning Pedersen）、康斯坦特⋅尼文胡伊斯(Constant Nieuwenhuys，简称康斯坦特)和欧内斯特·曼科巴(Ernest Mancoba)等。“眼镜蛇”（CoBrA）这个名称取自该组织创始人居住的城市(哥本哈根、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首写字母。这三个城市在二战时，都曾经被纳粹占领。眼镜蛇群体的名称还来源于这群艺术家们经常画动物、并且带有政治攻击型。在他们眼中，二战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支持的是一种空洞的、装饰性门面的艺术，无论是抽象主义和写实主义都过于保守，有一种麻木人神经的、表象的、虚假的形式美感，艺术家们需要一种具有表现力的、反形式主义的方式来抵抗，释放出发自内心真实的声音。

受到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主义理论的启发， 眼镜蛇群体迷恋于自发性的创作，希望在作品中展现的自己的无意识， 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释放出每个人身上潜藏在创造力。眼镜蛇群体象“原生艺术”一样， 深受未经训练的“局外人”影响，比如儿童、精神疾病人和原始艺术的启发。他们以直觉性的表现方法和强烈的色彩创作。眼镜蛇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色彩厚重 、纹理粗狂、形象笨拙、具有“孩子气”，有梦境或即兴的、宗教仪式感，康斯坦德的画往往有暴风雨爆发的样子。阿佩尔的色彩更明亮， 约恩经常用粗糙的形式画似鸟非鸟的动物画。这群艺术家都经常引用用“圣安东尼的诱惑” （Temptation of St Antony ）这个宗教主题来比喻欧洲保守主义政治和经济。他们希望在艺术上发现自我，通过革命性的创作走出困境。

1949年，眼镜蛇群体在阿姆斯特丹的市立美术馆举办了第一场名为“国际实验艺术”的大型展览。当时，荷兰观众对前卫艺术的概念还停留在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抽象画和“设计”运动所代表的秩序感上，根本不把这种一团乱麻般的艺术家们放在眼里。不过， 眼镜蛇群体并不想讨好观众。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希望通过行动打破资产阶级的自满。1949年夏天，约恩、佩德森等人把建筑当画布，在哥本哈根附近一座乡村住宅的每一面墙和天花板上都画慢壁画。

荷兰画家阿佩尔的作品《欢呼加油》（Hip, Hip, Hoorah! ）为眼镜蛇艺术运动呐喊鼓气。画面上人物具有动物的特征，出现于夜晚的背景上。阿佩尔用儿童涂鸦的风格赞美自由的活力，同时也讽刺了纳粹式的集体主义军事口号。

阿佩尔的作品《欢呼加油》1949 布面油画
 81.7 × 127cm，伦敦泰特美术馆

《垃圾》系列画的灵感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力事件。阿佩尔用废弃的木头创造作了浮雕式的作品 《提问的孩子们》，表现的是一群战后被遗弃的孩子。他们的面孔既像微笑又像哭泣。艺术家用野性的、原始的、稚拙的风格，敞开自己最柔弱的内心情感，质疑了艺术在政治上粉饰太平的功能。

阿佩尔《提问的孩子们》1949  松木浮雕，水粉
87.3 X 59.8 X 15.8cm，泰特美术馆

佩德森《红船》 1948  布面油画
99.5 x 120cm，丹麦奥尔堡现代艺术博物馆

在《红船》（The Red Ship）中, 丹麦艺术家佩德森（Carl-Henning Pedersen）使用儿童画的表现性笔触和鲜亮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巨大的形象，一旁摇曳的棕榈和摇摆红船都来自北欧神秘的民间传说符号。派德森并未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他受到中世纪的丹麦教堂壁画启发，故意用一种自发的、天真的风格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