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咏白：“女性艺术”命名的由来

运动中从西语“Woman”翻译过来，是用西 方性别“二元论”的观点，来超越封建的“三从四德”女性观的新话语。早期将其翻译成“妇女”，“妇女”按古人所说是对已婚女人而言，那未婚的姑娘们将如何称谓？这种并不确切的称谓也就习惯成自然，沿用至今。新时期，重新拾起了具有性别差异的“女性”称谓。在以“女性”替代了“妇女”称谓的过程中，也是女性艺术家认识自我、确立自我、书写自我身份的观念转变。

来自西方的“女性”一词，本身就有双重含义，既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人的生理的自然性别是天生的，还有因社会原因存在的所谓“社会性别”。即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所形成的“男尊女卑”性别的“二元论”。其实正如西方的先哲柏拉图、笛卡尔、培根的理论所认为男性对世界的认识，是与科学认识一样，是分析的、逻辑推导的，因而男性代表了文化，是科学、是理性精神的代表。而女性则不然，她们天生重感情，对世界的认识重直觉，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她们与“自然”一样，理当是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对象，这都暴露出了“男尊女卑”性别“二元论”的观念，也助长了男性越来越膨胀的征服欲，对自然的征服、对人的征服，而女人在被征服的怪圈内越陷越深，连自己都以为天生就是“被奴役”的命。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予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内化为她们以屈服、顺从为美德的精神品质，把女性塑造成了卑微、柔弱、依附男性的弱势群 体。法国存在主义女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一语道破真相：“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所以成为 “第二性”，不是天生的，是男权社会造成的，这就是社会进程中显露出的“社会性别”。在社会进程中，性别的“二元论”会随社会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社会性别”中的女性，从依附从属的地位向自主独立的个体转换，女性也将取得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地位。当把艺术与性别联系在一起时，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一方面源自于生物学意义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学意义的身份。因而“女性艺术”包含着生理与社会交织的性 别意识。而“女性主义艺术”，所强调的是对女性权利的诉求和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性。“女性艺术”，一般以女性生理的自然属性进行性别的定位，强调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经验、女性的意识、女性的气质，用女性的表达方式创作的艺术，其中包涵着独立女性的种种生命体验和生活上的经验，也不乏含有“女性主义艺术”对父权制社会的批评。可见，“女性艺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选择用“女性艺术”命名，也是中国的国情所致，因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与整个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长期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独立的女权运动。虽然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明确指出妇女享有男女平等权利，动员广大女性参加了革命，但当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却删除了女性的权利，激起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暴力袭击参议院的事件。这可称是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广大的妇女把自身的解放与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中国妇女从此走上了以 男性主导的革命运动的道路。可见中国妇女始终被绑在男权制社会的车轮上运行，虽有了选举权和工作权利，却没有彻底摆脱父权制的桎梏，依然处于缺少独立自主的生存困 境。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在反思中才有了对长期所谓“男女都一 样”的新思考，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是抹杀了女性的性别特征、放弃女性特有的权利，这并未让女性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从而再度启用包涵着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女性”这一概念。因而用“女性艺术”的称谓，是摆脱“男女都一样”长期以男性文化本位观念中所造成的“无性”文化的缺憾，寻找那失落的女性自我，这是女性认识自我、确立自我、书写自我的一个概念。

“女性艺术”是做回女人，从而做一个独立、自主、自由的人，成了这些年来的女性艺术精神的总趋势。

我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苏醒的时期；90年代女性自觉的时期；新时期走向女性“自由”的时期。

若以80年代为分水岭，中国整体艺术是自我个体意识苏醒的时期，随着国门开放，男女艺术家同样面临要冲破艺术禁区，摆脱艺术中的“共性”困境，女艺术家在寻找“个性”的同时也寻回了“女性”自我。走在前头的有周思聪、肖惠祥、庞涛等。

90年代是女性自觉的时期。女艺术家有意识和无意识间强调着性别的差异性。中央美术学院的女学生喻红、陈淑霞、申玲、陈曦等“女画家的世界”展，用女性的视角，表现个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创作出各具个人艺术语言特色的作品，以其新颖的视觉效果令人耳目一新，也吹响了女性艺术闯世界的号角。其后以“塞壬工作室”（李虹、袁耀敏、奉佳丽、崔岫闻）为代表的刘虹、刘曼文、肖鲁、李心沫等一些女艺术家，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体验、经验和生存状态，拷问生命价值，表露出与男权制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探索“别样”的表达方式来超越公共语言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性，从而撕开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面纱。

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由女艺术家群体所掀起的女性艺术展示的热潮，是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呈现出了女性在艺术中独立、自主和自信的文化态度和立场。宣告了女性不再是一个“失声的群体”，她们从被看、被画、被书写转换为“自我书写”。女性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含义和美学价值成为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刷新了艺术史的惯性叙述。

从此女性艺术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化主体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