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绘画是以它的同构性汇入中国绘画整体运动之中的。众所周知，常熟在中国画发展历程中名声显赫，虞山之下诞生了以画为乐、以画为寄的黄公望；融合南北、集古大成的王翚；画以自娱、助传天学的吴历；身居高位、工写皆善的蒋廷锡等人，他们皆可算开宗立派的大家。然而，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在西画东渐背景下，常熟画家于西方绘画的引进与重塑过程中同样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常熟传教士刘德斋于上海土山湾画馆担任主持，执掌馆务三十多年，开启了西方绘画和绘画教育在中国的第一次体系化建设过程。土山湾画馆因此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摇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常熟画家李咏森追随颜文樑将纯正的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引入中国，并建立了常熟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美术团体——常熟美术会，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水彩画先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常熟人温肇桐在家乡成立“旭光画会”，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常熟持续活动时间最长，工作最富成效的现代美术组织，温肇桐此后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在中国现代美术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功不可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留法归来的庞薰琹于上海组建中国最早主张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成果，有宣言和纲领、有持续活动的学术性团体——决澜社，赢得了“中国现代艺术之父”的美名，此后他依托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成果，在中国现代设计领域独树一帜，创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从土山湾画馆、常熟美术会至旭光画会，再到决澜社，代表了常熟西画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取得的最高成就。尽管上述画家或学者的学术取向不尽相同，但他们皆以接受思想启蒙和新式美术教育为基础，以倡导美术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出发点，以实现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为目标。毫不夸张地说，常熟绘画，由此迎来了又一次突破以往实践经验和观念束缚，且于中国绘画发展生产深远影响的新阶段。

 

  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熟的西画人才却鲜有成就可言。这固然与常熟偏隅一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缘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弥漫于此的守旧思想与氛围制约了常熟绘画与时俱进的脚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在“85新潮美术”的强大动能下，常熟的艺术青年才开始有了新的觉醒。例如，当时在虞山石梅书台公园举办的艺术沙龙，充满着拥抱时代步伐的激情，为沉寂已久的常熟画坛注入了活力。

 

  时至今日，在多元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常熟的西画界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群体性的复苏与崛起。张文来、高阿兵、孙亚文、张昌锁、李献五位画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既有着共同的艺术取向，又有着独特的个性追求。

 

  所谓共同的艺术取向，从创作态度上说，他们都将绘画的学术性置于崇高的地位。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当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探索自身的艺术路径。他们不盲从于时下流行的绘画图式，亦不投机于提升作品的经济价值。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在今天喧闹浮夸、追名逐利的艺术场中是极为罕见的。从艺术经历上看，五位画家都接受了正统的学院绘画教育。他们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艺术系，或进修于中国美术学院等高等学府，在当今美术教育和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的洗礼下，他们的作品既有明确的学院派传承谱系，又与主流价值观念相契合。从作品的整体倾向而言，在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热衷以日常生活为基础，获取周遭事物的图像，另一方面又试图回避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紧张状态，以各种悠闲的自然、生活景观为主要表现对象；在技法上，他们皆摒弃了严格的写实主义技巧，采用各自擅长的表现主义手段塑造对象；在审美上，他们注重构图、色彩、笔触、肌理等的综合运用，凸显了绘画语言的多样性；在情感上，他们都强调自身的内心体验和感悟，以“真”引领创作过程，努力寻找艺术个性与图式吻合的衔接点。

 

  所谓各自独特的个性追求，既来源于五位画家对历史及当下油画发展价值判断做出的取舍，也来自他们寻求艺术突破的尝试。具体而言，张文来的作品注重速写式的松弛感，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矫揉做作的样子，酣畅的作画状态一目了然；高阿兵特别强调画面的装饰美感和对各种灰色调子的细腻把控，在看似写意的画风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强烈的理性精神。孙亚文的画作给人以收放自如的感觉，笔触、色彩、空间构成的疏密、简繁、轻重对比如同美妙的乐曲，在高低起伏的旋律间传递出视觉上的张力。张昌锁善于采用精致的笔法和强烈的色彩，经营自己的画面，由点及面、丽色相融带来的丰富性与厚重感让人印象深刻。李献喜欢以简练粗犷的线条、块面营造出深沉、坚实的画面效果，颇有大道至简、大道无术的味道。在此，我们无需过多揣测他们到底学习了哪些中西油画传统，只需了解他们早已超越了参照、模范的艺术阶段，真正进入了自由创作的天地。

 

  事实上，在我看来，五位画家之所以将展览的名称确定为“从虞山出发”，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不难发现，那些历史上杰出的常熟西画家，几乎都是出走虞山后才获得了观念与艺术的突破，最终名垂青史。“从虞山出发”既意味着虞山文化赋予了画家与生俱来的人文地理优势，也表明着这种优势只有通过视野与格局的改变才能转化为新的价值超越。另一方面，“从虞山出发”也暗示着五位画家是以极为谦逊的姿态表明他们的艺术立场。尽管他们的绘画成果已经能够引领常熟的西画走向，但他们仍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是一项需要长途跋涉、负重前行的未完事业。

 

  如果说“从虞山出发”是数辈常熟西画家发出的艺术宣言，那么这一宣言到了今天终于又激起了后人的回响。而历史也只会记录那些用“现在时”去构建“未来性”的人。相信张文来、高阿兵、孙亚文、张昌锁、李献五位画家必将不负众望，为常熟的西画事业谱写新的辉煌，在常熟美术史上留下一段值得叙述的华彩篇章。

 

夏淳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常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