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水墨界，刘庆和是一个不断被提及和评述的人物，其众多作品通过展览、出版以及评论为大家所熟悉。然而，他又是一个拒绝标签化、执着地追寻最本初的创作意义的艺术家。关于作品，他没有惊人之语，甚至抵触那种过于观念化的修辞；关于展览，他也往往以最简洁的标题呈现某一面向的要义，以至于作全面回顾时只以自身姓名来标识。在这种至简当中，他力图传达的是其最内在的思考以及丰富而难以明言的意致。

 

  本次展览，刘庆和以“零度”命名，这既是其一幅巨作的名称，同时又表达了他更为强烈地表述某种关于艺术的最基本思考的念头。我们知道，“零度”在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中皆有使用，它似乎指向一种更为克制、中性，拒绝任何单一向度的完整性叙事的临时聚合状态。我想，这多少吻合了刘庆和画面中那种疏离的、隔岸观火式的“在场性”情境表达；也寓示其对于开放式答案或者是处于几者之间的“临界”状态的心仪。

 

  展览的结构可谓简明直观，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可以说是水墨创作。作为承载了中国深厚传统文脉的媒介，水墨在当代的转型显得尤为的重要且复杂，从那不断变换的概念：实验水墨、观念水墨、都市水墨、现代水墨、当代水墨、新水墨……便可以一窥其中讨论的热烈。但置身于潮流之中的刘庆和却日益倾向于从话语的众声喧哗中抽身，逃离某种确定性的部署与感召，从不确切中拓展多种可能性；而他不断生发活力的源泉则再朴实不过，即所爱的生活。一个热爱且敏感于生活的艺术家，肯定不会以僵化的图式语言去“迎接”扑面而来的时代变迁。在直面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他的叙事方式和表现语言必将发生转换，并且，所谓“旧的”和“新的”手法亦会因此而实现充分调度。现如今，“艺术源于生活”已经被固化为某种程序和套路，而丧失了鲜活的个体性和现实感。刘庆和的生活观察有其独特视角，他并不局限于惯常意义上的主题与“当代”的连接，而是颠覆了私密与公共、“低俗”与雅逸、都市与边地、往昔与当下等诸种界限，顺着生活的触角，让水墨蔓延到意料之外的领域，使得水墨性以及所依托的精神性在瓦解中得以重构。

 

  另一个部分聚焦于写生和手稿。在先前的很多访谈和文本中，刘庆和便多次提及“写生”这一似乎与当代艺术主流“绝缘”的词汇，甚至还发出“回到写生”的吁求。写生实在是老生常谈的话题。20世纪以来，每逢水墨寻求新变之时，便力图从写生中获得滋养；更不用说，在广东，从岭南画派到新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建构过程中，写生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地看，写生的确在弥合传统笔墨与西方现代造型、水墨程式与现实生活的隔阂上居功至伟。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写生也变得模式化，逐渐沦为失去温度的造型训练抑或水墨炫技的形式。刘庆和重提写生，正是认识到了这种种的弊病，他所诉诸的写生，既是基于对象神情的精准捕捉，亦是关于自身情感和思想的时间切片。瞬间的定格打破了物我、主客的界限，在双方的交互之中逾越了既有的语言和图式的藩篱。甚至进一步说，这种局部的、片面的、偶然的表达有可能给被观念话语覆盖的当代艺术增添活性因子。也就说，刘庆和希望从手感、心性以及时代印痕的连动之中寻得某种因人而异的当代水墨路径。

 

  总体上看，创作、写生抑或手稿，都是一个艺术家实践中最平常谈到的分类和事物。但在刘庆和这里，这些都是连同一起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它们都是艺术家“心手合一”的结晶，只不过有时是大戏，有时是小剧。而在这诸多剧目背后，则是一个在水墨艺坛耕耘日久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清醒自觉，他让我们重思那些最朴素的定义，遵从本心，饱含情感，以平缓的声音回应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策展人 胡斌

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