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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行多年的“5专家”要求，赵榆表示，过去从未明确5个专家在拍卖有什么责、权、利，现在又加上了70岁的年龄上限，只能说这样的规定十分官僚。“国家文物局甚至并不了解每年文物系统有多少个退休文博的高级专家。即便现在看起来《意见》是有错误的，但拍卖企业只能执行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但是，这样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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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天津举行的一场鉴定会上，鉴定专家正在鉴定藏品。
专家缺口 本地不够边远凑
在沈柠与上海某拍卖公司签署的《聘用合同》上写明：“拍卖公司每月支付沈柠1500元技术顾问费，后者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为甲方提供文物专业技术顾问的服务。”
据《艺术评论》了解，上海各个拍卖行给出的顾问费大致在1500至2000元，依拍卖行规模和顾问为正高或副高职称略有不同。这笔费用是聘用专家的惟一开销。
即便签下了沈柠，这家拍卖行至今仍有2个专家缺口。在该公司出示给《艺术评论》的资料中记者看到，原先的“5专家”出生年龄从1926年至1945年不等，从事文物拍卖工作年限从15至37年不等，其中除1943年和1945年的2名顾问仍能服役外，其余3名只能被排除。
知情人士透露：“像上海朵云轩这样的企业，在7月31日前尚缺一个专家，不过现在已经凑齐专家人数了。如果朵云轩这样的上海老牌拍卖企业在年审中都没法通过，被刷下来，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一家已经找齐了“5专家”的上海某拍卖行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公司原先的专家都不是本地的而且今年都超过了70岁，这次为了满足年龄要求全部是从外地找的，主要来自云南和陕西两省。” 他还透露，他们是在2011年底注意到国家文物局的新规要求，从2012年初开始托关系找熟人，在全国范围物色专家，在7月底之前刚刚完成了指标数。
《艺术评论》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拍卖行的专家来自陕西、山东、云南，甚至有的公司远赴新疆求专家。业内人士表示，专家多的地方很多是文物考古比较发达的地区，但这些地区未必是商业发达地区，因此形成了内地向外输送的格局。
一位从市文物局退休的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初开始就有很多上海的拍卖行找我，在我能力范围内能帮的能找的都已经用完了，再也找不出一个了。”事实上，许多行动迟缓的拍卖公司即便愿意花钱打点，也很难填上缺口。
在一次私下交流中，《艺术评论》记者目睹一位拍卖行业务负责人表示可以帮助另一家拍卖行找专家，介绍费为每个专家2000元。还有一位拍卖行的老板托人找专家，当听到“朋友的朋友有办法，中介费每个专家12万元”后，吓得直接挂电话，这家拍卖行也仍有几个缺口。
相关人士透露，全市涉及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有58家，除去2012年新成立的8家公司无需参加今年年审以及自动退出年审的公司，有37家企业需要满足年审要求。目前有超过20家已找到“5专家”，但仍有公司被卡住。上海市文物局希望上报国家文物局的所有公司都通过，因为这些合法经营的公司如果被这样一个门槛卡住十分可惜。
暂且抛开所谓“5专家”是否形同虚设的问题，单就其操作性而言，就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流散文物处处长许勇翔告诉记者：“37个公司需要185名专家，上海根本没有那么多专家。可聘用的人都是没用的，有用的人是不能聘的。在文博系统里，国家和地方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不能被聘的，博物馆中可聘用的高级职称人员很多不是搞鉴定的，真正搞鉴定的人，仅仅是文博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接触古代艺术品的专业人员，人员很稀少。”据许勇翔估计，上海符合要求的专家缺口在70%左右，这不得不逼迫企业去外地找专家摆样子。
那么，上海的专家人数究竟有多少?
在上海通网站上，记者看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布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其中的《上海文物博物馆系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名表》详细罗列了文博高级职称人员的姓名、生卒年月、供职单位、职称和专长，据该表单统计，符合新规要求且仍健在的专家只有近20人。但这份表单有多处明显数据陈旧，记者无从获得当前数据。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过文瀚处长告诉《艺术评论》，这份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首轮修志时的数据，上海地方志二轮修志前年启动，其中《上海市志文博卷(1978-2010)》今年即将启动。他表示，尽管没有新的数据公布，但相关资料或可从上海博物馆和市文物局获取。记者随后询问了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物局多个处室的相关人士，但至截稿时无法得到任何数据。
一方面是专家的大缺口，另一方面是国家文物局的三令五申和年审关卡，拍卖公司在求“专家”若渴的尴尬下，有时甚至还会遭遇“专家”躲猫猫的笑话。根据国家文物局规定，专家必须是国家、省市级文物鉴定委员会和相关机构以外的人员，并且不能兼任两(含)个以上拍卖公司顾问。但个别地方专家刻意隐瞒了自己的文物鉴定委员身份、年龄到期或兼任的不予以明示，导致有的拍卖行向市文物局递交材料后才被系统查出专家不合格。被坑爹的拍卖行除了继续找专家外，还得苦口婆心向专家讨回已支付的费用，着实有种哑巴吃黄连的味道。
何以京苏试点不受此限
在国家文物局的规定中，有如下一款：“注册地为‘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聘用试点地区’的江苏省、北京市的企业，可聘用已考取《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人员替代文博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使用，每名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可替代一名文博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正是这一条，引起了包括上海拍卖公司的业内强烈意见。
事实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主战场”就是京沪两地，对于国家文物局的试点地区包括北京舍去上海，在一些上海拍卖界人士看来，在北京市和江苏省进行试点，持证人员取代专家，这显示出制度的地区间不公平，这也是造成上海拍卖企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北京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北京应该是最后一个试点，可以先在上海、成都试点再到北京试点，为什么北京自己先行试点?这就是搞特权。这张资格证书只能在北京考，各个拍卖公司都要去北京培训和考试，数千乃至上万元的培训费，再加上交通、住宿费，以及暂停的工作，考试的成本对企业来说是很高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个人感到是非常不公平的。”赵涌说。
而赵榆则认为，现在在京、苏推行的所谓试点，也是在缺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强行推广的，是不合理的。“搞试点的想法，没有征求文物系统的专家意见，也没有征求拍卖业的专家意见。‘5专家’的要求是写在《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里的法律规定，用所谓培训的持证人员顶替5个文博专家没有法律依据，至少等新的《文物保护法》再出细则的时候写进去才算合法。另外，所谓的培训非常简单，每个人到学习班学习一周左右，经过考试符合标准及格，就颁发证书。但实际上，期望通过一周培训就达到文博鉴定专家的水平是天方夜谭。各个拍卖公司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业务骨干没时间培训一周，有的公司就派前台甚至驾驶员去培训，完全是为了完成指标，他们培训后回到公司仍然担任原职。‘5专家’本来就是形式主义，再弄一个考证的形式主义。”
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流散文物处处长许勇翔更是用“无稽之谈”表达对新规定的看法。作为与文物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过来人，赵榆建议文物局走出大楼和办公室，深入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在制定政策，推进文物商业发展，而不是扼杀企业的商业活动。
此外，据了解，前两年开始的资格证考试试点，原先有可能在上海施行，但当时上海文物系统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来不及争取参与这个试点，因此没有与北京、江苏一并列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试点名录。
在今年4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于重庆召开的年会上，有业内人士曾提出，既然政策业已出台，能否对新老公司采用不同执行标准，譬如新成立的公司按照70岁上限标准执行，而已经成立的公司、尤其是在行业内已经做了多年的老公司沿用过去的标准，如果徐邦达先生还在世，可以一直把顾问当下去。彼时，这个意见得到了中拍协、国家文物局张司长和与会者的赞同，但后来颁布的文件却依旧苛刻。
赵涌在线接受《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欧美拍卖公司完全依靠自律发展的，国内的高税收和目前文物局的新规，是在助长欧美公司更为强势，而迫使内地拍卖公司到香港发展，实际上这将促进文物的外流。“5专家”的政策对公司内部培养机制是一个阻碍。“我相信银行的精算师是银行培养的，博物馆的文物专家是自己培养的，那么拍卖行的文物鉴定专业人员和专家也应该由拍卖行培养。制定政策时，需要给拍卖公司的人员一个晋升平台，让公司员工不断向上走，而不能只挤奶不给草。对正规企业加强管理，对不法企业放之任之。”
朵云轩拍卖常务副总承载认为，拍卖行内部人员通过参加国家文物局相关培训和考试取得资格证书，虽然免不了一笔成本，但对人才培养和企业长期发展是有裨益的。但在目前上海没有跻身试点的情况下，行业一线企业更希望了解的是在北京、江苏进行的试点情况如何，有什么收效、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今后是扩大试点还是继续在京、苏试点，继续试点的理由是什么?已经开始的试点应当有个说法，对社会和企业有所交代。这些来自企业一连串的叩问，目前因为国家文物局官方的缄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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