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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鉴定却恰恰鉴定出钱来了。而这24个亿，更是找不出一点依据，却成了诈骗人诈骗的依据，你说这该不该付法律责任？
“老大”不是史树青
《法治周末》：这几位专家接受采访时，都说当初作出那个结论，是因为当时史树青是这么认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张忠培：这些人大多数都说听“老大”史树青的话。但是鉴定专家都是独立的都该有自己的见解，怎么可以完全听别人的话？
另外，这五个人的名号都特别大。王文祥，担任过国家收藏协会秘书长；李劲松，中国宝玉石协会秘书长；杨富绪，中国宝玉石协会原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宝玉石鉴定中心主任；杨伯达，更是公认的玉器研究的权威。这些人，在玉器鉴定方面的才学应该都不低于史树青，他们怎么就把史树青推为“老大”了呢？更何况，在鉴定会上，各个专家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怎么会有老大不老大之分呢？其余几个人推史树青为“老大”，是不仁不义缺乏道义的推卸责任行为。
所有人都拿了鉴定费，却没有保持独立的人格。
《法治周末》：台北故宫的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台北故宫的人绝对不可以私下鉴定民间文物。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却看到了有北京故宫的专家，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张忠培：公职人员不应做私人鉴定，这也是我的观点。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我提倡我的同仁都这么做。故宫还有其他公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应该只为国家工作，不可以做双重服务。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人更不应该去参加私人鉴定。
其实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可惜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中国博物馆协会是世界博物馆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也该尊崇国际的一些规定。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也应该这么做。
《法治周末》：现在老百姓有收藏热，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鉴定热，那么，面对民间的鉴定需求，谁该为他们服务，怎么服务？
张忠培：谁该为老百姓做鉴定，怎么做，的确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一块。但是我想说，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确认真假应该是买之前该做的事。
《法治周末》：有人建议说公立博物馆开展一些民间服务，您支持这种说法吗？
张忠培：如果要像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样做一些社会咨询，不说价格，只说真假、年代，我想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首先得能保障鉴定人的安全。另外，还得保证这些鉴定人都是铁面无私的。谁来负这样一种责任啊，这个比较难。
如果拿来个东西，挺贵价格买的，鉴定的要说是假的，对方拼命的心都可能有，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谓收藏家，大部分还都是为了“谋利”。这种形式的服务，也不是简单的“去伪存真”那么单纯啊。
文物局曾请我去给海关没收的文物做鉴定，因为鉴定的结果可能会涉及到走私者的量刑等责任问题，出于保护的目的，对外都没有公布我的名字，而且不是把东西拿到家里而是让我到文物局的办公室去做鉴定，对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都向相关人员保密。
《法治周末》：也有人建议说，由国家来出资建立针对民间的鉴定机构，设立统一的鉴定标准，这种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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