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在开幕式时参观了回顾展，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薛松的作品具备当代艺术需要的独树一帜的表述手法，虽借用政治波普和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却并未直接提出批判现实的强烈意象，而把判断的权力交给了观者。求证他本人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我们的发现：“我的作品的确是比较温和的。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我在90年代画的‘毛’就可以上，他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而其他人的一些‘毛’就不能上。”
　　在同期论坛上，四川美院教授和批评家王林肯定说，“薛松能够在20年艺术追求中，坚持用烧毁的文本、拼贴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这需要毅力也需要才气。因为如果没有艺术才气的话，图式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图式是很容易意识形态化的，也很容易被市场操作成为僵化的东西。在图式创作中保持活力，这方面薛松是一个代表。”
　　但王林也提出，他在观展后感觉“绘画样式突出了封闭的气场，应该加以开放，表现出艺术家自由创造的精神。现在的样式有点闭塞……仍然在构造一个视觉中心。其实这种整体性并非绝对必要，也许打破宏观叙事的中心性，就会产生新的可能性和开放性。这个问题应该从绘画本身去考虑，不单单是怎么做绘画装置的问题。”
　　我们特地就此关键点询问了薛松，他坦承“画面是从生的做到了比较熟的阶段了，有时候是靠惯性换个题目在做了；从前生的时候，做起来很兴奋，现在兴奋感少了。所以下一步的确要考虑如何突破如何打散。就像毕加索也说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学会像儿童那样画画，其实技法成熟的艺术家都会面临这一步，要如何把技法抛掉。”
　　研讨会时众人都认定薛松是“中国做烧烤和拼贴最执著的人”。我们便询问他本人将来是否会开辟新的方法。薛松确定地说自己会在这个基础上坚持走下去，不会突然改换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定是能认得出是我的作品，但会有改变”。执著，似乎是有点全方位的，除了绘画。1985年以来，薛松一直在上海学习生活工作着；2000年，薛松就作为第一批入驻者来到了莫干山路，呆到现在也十年出头了。所以，画风也应该是会坚持下去的吧。
　　关于薛松的市场化体验
　　薛松第一次卖出他的画，是在1992年。那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处为他举办了《薛松画展》，一个出席画展的外国律师出1000美金买走了他的一张画。“大发财的感觉，回来请朋友们喝酒，好多人都喝醉了呐！大家都很高兴说，真还有人买画！”薛松忆起当初也忍不住露出笑意，“当时北京的那几个也是靠使馆文化处的，我开画展的前两天，好像意大利使馆在给张晓刚[微博]办个展呢。当时的使馆文化圈里有许多画画的、搞摇滚的，还有诗人。”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的第一把推动力，是西方人。到今天，当代艺术在国内也算如火如荼了。目前代理薛松作品的只有季丰轩和香格纳两家。也有不少私交甚好的朋友，后来也成为他作品的藏家。但他基本上不直接卖画给友人或客户，而是推荐他们去画廊买画。
　　不过，艺术家生涯中偶尔也会面临那些不可预计的“重大损耗”。2007年9月北京帝门艺术中心曾举办薛松个展，当时那边展出了他不同时期的20余件代表作品。结果09年画廊业主陈绫蕙身故后帝门解散，薛松送展的这些作品亦不知去向。想必其中也有不少会流入一级或二级市场。
　　在雅昌网上查薛松的拍卖记录，是从2005年开始就有数据在了。问及薛松是否关心艺术市场以及自己作品的拍卖价格时，他回答说也会看一下的。薛松认为目前艺术品市场的金字塔中，顶尖部位的高价位作品在二级市场已经不少，最底端的行画也大行其道，而本该成为中流砥柱的中间部分，比如价格在2、3万元左右可以让白领阶层或知识阶层美化环境提升精神的好作品却呈缺失状态。
　　薛松艺术品组合产权产品是品藏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文交所推出第一个艺术品包。作为“第一个”，我们自然想知道薛松本人是如何经历和感受这一切的。
　　当天津文交所的负面新闻满天飞时，薛松也获悉相关消息。因此当品藏公司的那些朋友们开始跟他商量推上海文交所“组合产权产品”时，他曾非常非常地犹豫。薛松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收藏者群体中，不少是西方以及国内的一些比较严肃的收藏家，炒家反而是不多。“我真怕上了这个资产包之后，对真正喜欢我作品的藏家会造成某种伤害。”他为此度过不少失眠之夜，辗转反侧，两个月间一直在做心里挣扎。
　　“后来想想，这些朋友跟我都交往了十年八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俗话说事在人为，即便是尝试新生事物，靠谱的人就能做出靠谱的事情；再者，他们也反复跟我解释说，这种操作完全不同于天津的那种做法。最后，他们还提出了可以保底的解包方法——最差情况下，四年后也可以让管理公司属下的民营美术馆来收藏这些画作。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多人也许就通过这样的进入开始关心艺术了。”薛松给我们老老实实地解释了他“被资产包”前的心路历程。
　　在今年7月1日薛松产品包发行时，因为想买的人多，上海文交所采取了摇号的方法，共200份，10万元一份。薛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才20分钟就结束了”。
　　薛松提到王朔曾在早先的一篇文章里写过“现在生活里好像没有美术这一块了”，而近几年的生活里又突然多了美术这一块，则让他觉得2007年以来人们关注艺术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投资。当然，他觉得这也很好，因为这个潮流无论如何还是引发了社会上更多人士对艺术的关注。
　　我们则很想了解，在作品进入资本圈之后，环境是否对艺术家创作会有较大影响。薛松认为对他个人创作不会有影响，因为他的作品系列非常丰富，不会因为拍卖或是产品包而局限自己的创作内容。但他告诉我们在买家方面，地域影响还是存在的，比如华人比较喜欢他的偏传统的有国画情结的作品，而西方人偏爱比较刺激活跃的画面。
　　艺术经纪人李苏桥在微博上曾说过：“市场人士达成的高度共识其实对旧有和渐新形成的艺术创作群体中的大部分个体将是灾难也是棒喝或唤醒……”我们用了这种很书面的问题去拷问薛松，而他则很诚实地回答说：“这要看艺术家是怎么想的，市场的高度共识肯定对艺术家而言是个压力，但如果之后就一直不敢突破，那么长期下去就会很糟糕。毕加索当初要改成晚期风格时，所有的老藏家都极端反对，但他形成晚期风格后又有许多新藏家进入，反过来又带动了老藏家继续跟进。”
　　薛松跟市场有关的方向，并不仅仅是作品被购买、被收藏或是被资产包那么单一。另一个方向，是他自己的购买与收藏。薛松收藏的主要方向是“新中国美术”，年代范围设定在1949年到1979年，即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中间阶段。他藏品的种类颇广，有油画、国画、雕塑、连环画原稿、宣传画等等。他说早先还能从古玩店、旧货店淘到不少好货，现在基本上要去拍卖行买了。像是翰海的赵庆伟插画连环画手稿专场这种，是他必定会去的。
　　采访中间，薛松不断收到一些哔哔作响的短信，他对我们的谈话被打断表示抱歉，并告诉我说是拍卖行发来的一些拍品号码，“怎么搞的，还都是乱码”。突然有种小小的穿越感：一个知名画家，居然拍卖行不断在给他看“现在式”的拍品。当画家和藏家的身份和谐共处时，那是一份多么令人仰慕的美好境界。薛松曝露他还藏有一张曾梵志和一张刘炜的小型原作，还有些岳敏君版画。
　　他的“新中国美术”收藏规模已然不小，数量高达5、600件，堆放在宝山的一个空间。他希望自己有时间可以认真整理一下，在明年把这些藏品作一个小小展示。“自己还没有用艺术品做过投资，但如果要在宝山的空间做藏品展示的话，可能就需要出手一些重复的类别。”
　　薛松还有一个参与市场的角度，就是跟时尚品牌的合作。国际服装品牌“上海滩”曾用薛松作品作为图案设计了成品服装；2010年他跟SalvatoreFerragamo合作推出包括手袋、皮夹、T恤在内的限量版老虎系列；2010年JohnnyWalker在其活动中也邀请薛松设计瓶身，他制作的镌刻着李白《将进酒》的酒瓶突显豪迈之气，跟品牌自我期许之“永远向前”的内涵不谋而合。
　　提到这些贴近时尚市场的行为，薛松认为“也许我们在戏剧学院学过舞美的，对艺术的想法比较开放。艺术品不一定要放在美术馆、博物馆让人瞻仰，它可以是流动的、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