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拍的是大师刘海粟，当时他刚好在新加坡做展览，于是蔡斯民便跟着记者们采访时抓拍他的表情。也有些“漏网”大师，“当时是由黄苗子策划给我提供的这个名单，本来是15个，包括林风眠，我去香港见他，还拿着吴冠中写的一个条子去见他，不过林风眠拒绝参与这个摄影，那么我就没办法，所以很遗憾。”
      1984-1988年，他陆续拍摄了朱屺瞻、刘海粟、黄君壁、赵少昂、陈文希、王己千、李可染、叶浅予、吴作人、陆俨少、谢稚柳、黎雄才、唐云、关山月的84张生活肖像。这14位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书画家，是传统文化系统滋润过的最后一代人，用蔡斯民先生的话说“要设法留住这一代国画大师的艺术、才情、学养和他们超凡的真性情”。
      蔡斯民先生力求找到悠久的传统和大师独特个性的结合点。在正式拍照前，不但深入研究其作品，还阅读有关的资料。为进一步认识大师，蔡老也同大师的朋友及学生交谈，向他们多方打听大师的性格与兴趣，或特别癖好。为了营造最切合人物身份的完美情境，他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构思布局，以细微事物突显人物特质。“我去的时候，开始是绝对不会拍照的，可能拿相机，就没有拍，我至少见他第二次、第三次才拍，我先看他的环境，他的爱好，我跟他聊的时候他用什么茶杯，他喜欢抽烟或是他喜欢做什么一些东西，跟他聊一些每天生活的习惯……”
      于是他镜头中的画家多是身处某种毫不伪饰的生活状态中：刘海粟在画人体模特，黄君璧在鸟笼前晨练，王己千在MoMA欣赏毕加索雕塑，唐云在品蟹饮酒大快朵颐，朱屺瞻在摇头晃脑地听苏州评弹，叶浅予在跟扮作飞天的美女演员聊画……虽然按照现在的说法多数照片都是“摆拍”，但蔡斯民的确采用了深入人性的特殊视角，去努力记录当时14位中国现代国画大家的风姿，为中国美术史留下重要的影像纪录和珍贵的历史图像文献。
      拍摄这些作品，蔡先生全部是自费，也毫无商业目的，只是想从摄影艺术角度记录这些大家们的性格面貌，使用400度黑白胶卷加冲到ASA1600度拍摄，尽量用自然光，不补光。他前后一共拍了4年，七八次飞来中国、两次去了台湾地区、两次去了纽约。蔡斯民坦陈，“我就凭一种使命感做了这个事，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在后面，假如我想要拿他们的画，情况又会不一样了。我很真诚去做，而这些老先生都知道我是一个真实摄影家，很诚心要给他们拍摄，所以他们容易跟我配合。”
      除了留真展览中的14位国画家，蔡斯民也给其他一些艺术家留下了很多摄影图片。比如吴冠中，他也拍了很多，蔡斯民告诉我们：“现在全国用的最好的吴冠中的照片都是我的，包括在英国，巴黎，印尼，泰国和新加坡拍的。”“那时候我第一出发点是要表现吴先生的作品都是以线与点为主要形式，所以我从这个线里边用灯光表现比较现代的东西，所以我就约吴冠中先生到我的工作室来，在工作室我就借灯光，还有电筒衍射的。”
      面对这个骨灰级的摄影艺术家，本刊记者难免想探寻一下他对数码摄影和传统摄影的看法。他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90年代时，我在瑞士去参观劳力士手表博物馆，跟劳力士表的一个重要人物聊起刚刚流行起来的石英表。我问他石英表跟劳力士表有什么差别，他说很简单，石英表没有芯的，是电池的，好像机器人一样，劳力士是有芯的，有感情的东西。”他认为摄影要自己冲自己洗，也像是投入了感情在里面。但他同时觉得数码摄影也有优势，因为可以处理很多比较观念的东西或是创作一些更当代更复杂的摄影作品。
      进入当代
      拍过这些老艺术家之后，蔡斯民对国内艺术圈也慢慢熟识起来。90年代初，他便在新加坡开了斯民艺苑这家画廊。“那时候我摄影做少了，年纪大了不能背很多相机，就转去做与艺术有关的。开始做的比较杂，后来也做几个重要展览，比如做了很多吴冠中展览，还给他出了六个画册，还做过朱德群，熊秉明等。”
      1996年，他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上结识了叶永青，两人竟一见如故。当时叶永青准备在成都买房子，他便一起跟去成都看看。当时成都房价尚低，蔡斯民得知艺术家张晓刚、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等都住在成都，便立即在那边一个武侯别墅交了定金，而后定居成都，“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跟艺术家们在一起。”同年，他在新加坡经营的斯民艺苑为叶永青举办了“文人眼底的中国”个展。
      也是从这时开始，他与这批刚刚开始成名的当代艺术家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随着唐蕾的“小酒馆”与女诗人翟永明在成都开了“白夜”酒吧，于是艺术家们闻风而至。蔡斯民也加入这帮把酒言欢的画家们，一同谈笑风生，渐渐成为至交。
      1997年，蔡斯民先生在新加坡举办了一个《红与灰：八位中国前卫艺术家》画展，将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军，周春芽等八位当代艺术家的画带到了新加坡。周春芽的《绿狗一号》就是在那个期间创作的。在0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蔡斯民对《绿狗》、对他、对成都乃至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走出国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当时我们的画在新加坡根本无人问津，一幅都没有卖出去，但蔡先生却为我们八个人支付了所有费用，临别时我们一人送了他一幅画。”如今，“绿狗”系列已经成为了周春芽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蔡斯民开始做这些展览时很多人表示惊讶，说他是老了疯了，介绍来的都是些像是疯人院出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现代的。那个时期他一张画都没卖，但完全没有要停手，“还继续玩”。
      “我做过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曾梵志，还有毛旭辉、叶永青也都做过几次。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画还没那么值钱。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最牛的当代艺术家。”10余年中，蔡斯民在新加坡为很多成都当代艺术家举办画展，将他们的画推销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他本人被誉为成都当代艺术在国外的推销员，到现在斯民艺苑已做过了150多个展览。
      “我卖他们的画，也介绍很多印尼与国外客人买他们的画，那时候我的宗旨是这样，做一次展览就要把最好的作品让给收藏家与美术馆，不是先自己收。我曾经跟一些大收藏家说，你们买那个西方艺术大师比如毕加索什么，一张几百万美金，但你们买的东西一定是他的二流作品，第一流不可能你们买得到。我说你用这些资金，不如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介绍一个王广义，你现在可以把他整个展览都买去。后来我的客户里头基本都赚钱了，所以很多客人还是对我很尊敬的，印尼的收藏家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都是由我们画廊开始推荐的。”
      1997年，蔡斯民在武侯别墅的新房内开了一个派对，叶永青、张晓刚、周春芽、沈小彤、何多苓、罗中立等成都当代艺术家以及来自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几位画家齐聚一堂。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在同一块画布上作画留念，张晓刚画了蔡斯民夫妇的素描；周春芽画了一只小小的狗；罗中立画了一个牛头……当年在这块画布上留下痕迹的画家们，如今大多已经声名鹊起、身价百倍。而这幅集体画至今仍挂在蔡斯民成都家中的客厅内。
      后来这些艺术家火起来了，蔡斯民觉得若再开口跟他们买画，谈价格就比较尴尬，之后要买就通过其他渠道，或是参加拍卖会。“以前到北京时一打电话大家都来了，现在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成名了，市场又这样火，都太忙了，不好去打扰人家了。”
      蔡斯民经营艺术品非常很成功，赢得许多藏家的尊敬。“我卖过一百多张吴冠中，现在那些东西很多都到了拍卖场上。”他很愿意“做一些可以赚钱的事情来养活一些没有赚钱的事情”。近年来，蔡斯民又重新选择一些当代艺术的新人，一如既往的默默推动。
      评画家、谈市场
      蔡斯民对目前国内一线二线的当代艺术家都非常熟悉，跟本刊记者聊得很是尽兴。他认为刘炜将来可能还会更重要，何多苓早期的作品非常好，张晓刚素描功底非常深厚，李山的作品有大师像。对于写实作品，蔡斯民认为有的写实有灵气，有的则俗气，写实画里他喜欢更具观念的作品。
      周春芽是蔡斯民的好朋友，他送给蔡老第一张《绿狗》，后来因为拍卖行一直想拿这一张，蔡老说可以卖掉换张更好的，周春芽也同意，后来两百多万卖掉，蔡斯民又花三百万买了一张周春芽更重要的作品。
      近几年蔡斯民非常关注毛同强的装置，他认为毛同强用3万多件中国各地收集而来的镰刀和锤子创作做的装置《工具》今后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2011年9月23日毛同强个展“我有一个梦”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艺术文件仓库开幕，毛同强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我有一个梦》全文翻译成中文，再请专家翻译成西夏文，最后由书法家将西夏文书写成楷书，并阴刻在了385块石碑上。蔡斯民赞助了这次展览。
      说到国内艺术市场，蔡斯民也觉得现在“太贵了，也不可能买很多，有时候我会跟朋友合买一些重要的东西，数目比较大的就由我来决定买什么东西。”他也认为只要是重要作品，其价格还是会有上升空间。我对于当代艺术还是很有信心的。
      关于新加坡是否有人收藏中国当代的问题，蔡斯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很大，我在新加坡做当代艺术，新加坡的艺术家都来看展览，这也影响到新加坡的艺术的发展，其实更大的是影响到了印尼的当代艺术的发展，因为很多人喜欢收藏印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印尼当代受中国当代启发很多。”
      蔡斯民认为香港绝对是艺术交易重镇，因为它可以吸收到大陆、台湾地区、东南亚、西方的作品一起在香港拍，比如印尼客人去香港既可以拍印尼画也可以买中国画。当然新加坡人也希望把新加坡当作艺术的中心，但是收藏群不太够。
      但即便有这些优势，蔡斯民仍然认为将来的重心会在内地，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令收藏群体越来越大，很多富裕阶层和机构都发现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蔡斯民看好上海，他认为将来要成就国内一个能包括外国当代艺术在内的国际性的艺术市场，“我觉得更适合在上海”。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