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被透支的“未来”

     年轻艺术家们有福了！近一两年来，各种以“青年”、“未来”为标榜的展览活动冠之以种种“动感”十足的名义，此起彼伏，着实是吊起了人的胃口，让人们不得不联想到自08寒冰以来的艺术市场是不是又要出现转机了？ 
    遥想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新潮艺术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在生存、生活条件遭受巨大的考验的情况下，很多艺术家正是凭着执着于艺术信念的简单理由，在长期的坚持中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所以，边缘的身份和艰难的处境，并没有使艺术的实验精神泯灭；反之，多舛的命运却像蹦床一样，激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前所未有的对于社会和现实的沉重思考。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和苦难的经历当然不是可以用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 
    当然，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我们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套用今天的现实。而且，青年固然需要扶持，艺术的实验精神也需要鼓励，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指出了“什么样的艺术未来”？这些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含糊了这些关键点，那么这种以“未来”为标榜的过程就只能成为一场商业选秀罢了！ 
    我们来细考这一场场的选秀的背后，实际上都或明或暗地有着一个共同的角色，那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根本特征就是人性的原始欲望物质化，其表象就是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人类社会自从有资本的萌芽开始，无规则限制的资本就会像没有套上缰绳的野马，固然能够在某个时间段中给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无穷的动力，但是最终也必然会使社会毁于这种这种野蛮的原始动力中。所以，与商业活动的发展相适应的是，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商业规则体系的完善，正是人类的理性与原始欲望长期博弈的结果。给资本加以理性的规则和限制，不仅是西方社会自近现代以来得以快速、合理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知道，在2005至2007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高速发展的三年中，正是因为资本在混乱的发展环境中，既没有内部的商业规范的限制，又没有外部的法律、法规的监督，实际上在此三年中已经把艺术市场未来至少二十年的利润都给透支干净了，所以，即使没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艺术市场的问题也迟早会爆发出来。在那个“疯狂三年”中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严重透支，我们现在不得不一点点承受着这个后果。 
    就像在股票市场一样，“蓝筹股”的利润已经被透支干净之后，预期的利好空间严重缩水，大家就又把马光投向了“创业板块”上。而目前一窝蜂地推出“青年”和“未来”概念的乱象，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概念股”的疯狂，导致了在千禧年后纳斯达克指数崩盘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无序的以“年轻艺术家”为概念的“艺术创业板块”疯狂乱局，其结果将不仅是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新一轮利润透支，同时也因为其商业先导的“金融化”操作模式，也必然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未来发展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 
    实际上，这种“艺术选秀”活动脱胎于“提名展”的模式，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的以批评家或专业媒体为主体的提名展模式确实给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价值观参考。而在这种提名展模式中，一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就是要提倡“民主”机制，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边缘的，或许还在萌芽状态中的艺术动向才能被发现出来，并得到提携。而目前笔者所了解到的这些“艺术选秀”活动，虽然也会冠以“学术”、“实验”的名义，但是，那些并不知情的所谓“评委”和“提名人”们的意见根本得不到尊重。实际上所谓的“学术”在这里也并不需要得到尊重，因为它就是一块“遮羞布”，其使命就是为了去遮挡那个商业目的。有人做过统计，在这些选秀活动中，某些年轻艺术家被多重选择的几率之高令人咂舌。这里，或许有真正优秀的年轻艺术家确实因为能真正体现出“未来”的价值而被不同的标准所青睐之外，我们就只能推断出那个依据市场的价值判断而来的“最大市场公约数”原理了。而真正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学术提名方式则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充分尊重每一位提名人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唯有如此，那些边缘的、个体的、不被目前所重视的艺术实验精神才能得以延续。所以，以商业为标准的游戏规则在本质上是与真正的艺术民主精神彻底无缘的！而且，它还暗含了另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当代艺术的“主流化”趋势。 
    笔者在早年写的一篇名为《从“体制”到“圈子”》的文章中曾指出，正是因为价值观的缺失，所以在体制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当代艺术必然会走向一个“圈子化”的阶段。而“圈子”做大以后，在市场的催生下就变成了商业和时尚意义上的“上流社会”，就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中，那些“资本新贵”们为了获取一个真正体面的社会身份而纷纷与那些曾经是对手的“旧贵族”结盟一样，经由“圈子”而成为“上流社会”的新贵们，为了在商业和时尚意义上的“上流”身份之外，真正成为有着体制认证的“上层社会”，也必然会与那些曾经貌似是对手的“体制”来结盟。这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先天性的价值观和民主机制缺失所必然衍生出来的怪胎。我们从那些标榜着“学术”外衣的青年、未来类的选秀活动中实际上并不难看出这一点，而自我“主流化”和“体制化”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让那些入股人和未来的投资人们放心而已。 
    所以，在这种“金融化”和“主流化”的导向下，除了无情、无耻地透支着我们的未来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活动究竟能给青年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系统，又能给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指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