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艺术家涂维政大型装置作品《帝国财富宝盒（一）》，影像呈现在看似古董家具实为大型视觉玩具的一个"宝阁"之中。

光州双年展主展厅内，艺术家Michael Joo的装置作品 《分不开（Indivisible）》

        始于1995年的光州双年展是众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的首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双年展，虽然光州是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永山江平原北部的一个人口不足150万的小城，但它却凭借着当代艺术，将以城市之名命名的双年展缔造成亚洲地区第一个得到西方双年展体系承认的双年展。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曾经神秘、窘迫的身影已经跨越了亚洲，更跨越了起始点光州，在几乎所有西方一流双年展上频频集群出现，进入第九届的光州双年展，对习惯甚至厌恶了国际航班的他们而言，便显出了某些鸡肋的迹象。
　　9月6日，第九届光州双年展开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92位艺术家展出了作品与项目，本届双年展创纪录地设有六个联合策展人以及六个相互交织的副主题，多个策展人和多个主题的设置使得本届光州双年展变得十分复杂。本届光州双年展的主题是“圆桌”，提起“圆桌”的概念，常常让人想起政客们团团围坐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互相猜测怀疑统一的复杂眼神。这六个“围桌而坐”的策展人包括：Sunjung Kim(首尔自由策展人、韩国国立艺术大学教授)、 Mami Kataoka(策展人、作家、森美术馆首席策展人)、 卢迎华(北京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Nancy Adajania(孟买文化理论家、自由策展人、乌得勒支BAK当代艺术中心驻地研究员)、 Wassan Al-Khudhairi(卡塔尔阿拉伯现代美术馆馆长、策展人)与Alia Swastika(雅加达策展人、项目负责人、作家、2011年第11届乔治亚双年展策展人)。这六个副主题包括：登入与登出集体、重访历史、片刻的遭遇、亲密自主与匿名、重回个体经验、流动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影响。
　　光州双年展由在西方当代艺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韩国影像艺术家白南准参与组建，第一届光州双年展的主题是“超越边界”BEYONG THE BORDERS。在一定意义上，光州双年展的创立是对1980年“光州惨案”悲剧事件的一种纪念。1980年5月光州市民在一次针对军政统治的示威游行中与军人发生冲突，导致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死亡。这个事件被称作“光州惨案”。不仅对韩国的艺术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也是这座城市对于整个国家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体现。时至今日，即使是在曾经充满激情和火爆气息的光州，拥有近现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遗产的光州，在全世界双年展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光州双年展也无可避免地渐渐成为一种官僚群体把持的制度化的产物。
　　对于双年展的疑惑
　　由于六位亚洲地区的女策展人组成的复杂情况，让光州双年展的主题阐释方面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圆桌”是在讨论问题，但是问题又是什么呢？韩国策展人Kim坦承：“对彼此而言，一开始我们的互相理解是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六个副题试图去展示当代艺术的多样性，我们找到了彼此间的区隔和同一性，这样的双年展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未来的合作的开始。”
　　位于主展场一隅的台湾艺术家涂维政大型装置作品《帝国财富宝盒(一)》驻留了观者的脚步，影像呈现在看似古董家具实为大型视觉玩具的一个“宝阁”之中，集诡盘、活动视镜、西洋镜、皮影戏、走马灯、万花筒、达盖尔式相机、木制投影机、老爷钟为一体，以劳动与手工创造出游戏场与博物馆般的视觉雕塑，试图转化这些历史文物，制造出具有夸张装饰性及表演性的视觉效果。仿佛是在城市游击和对影像的考古，这些在宝盒中呈现的影像都是历史的主角——她们在黑白影像中从身着公主裙的白雪公主渐渐变为花园里吟唱着游园惊梦的杜丽娘，塑造着似真似假的历史主角，不仅记录着城市景观与城市中的人，也标示着身体和外界的关系，阐述艺术家本人的旅行经验和与他人邂逅的过程。
　　让人意外的是，在展场的一个麦克风里听到了大段大段的中文诵读，语句之间构筑着没有逻辑的混乱关系——一群来自南京的年轻人在现场盘腿而坐，喃喃自语般地念着现代诗歌，并伴有现场音乐演奏。原来这是诗人韩东的作品《再生(BORN AGAIN)》。
　　然而，从贴在墙上的名牌来看，西方艺术世界中的“大腕”不见身影，没有特别重要的艺术家也没有特别优秀的艺术作品，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这当然和策展人的经历、资历以及这些背景影响下的对艺术的判断水平导向“业余”不无关联。
　　越来越频繁的双年展，呈现的问题可能是世界性的。一方面，双年展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没有完成交接，最初创办者完成之后，便是引入策展人。双年展长期进行下去，必然导致另一种制度化，选拔机制被组委会官僚群体把持，很难把民间的独立策展人纳入选择的范围。就光州双年展而言，策展人的选拔通道一个是通过亲密圈层的介绍，另一个是身处重要艺术机构的权力交替。西方重要艺术机构的策展人未必优秀，不接近亲密圈层就很难进入这个系统。当然，双年展面貌不好，除了策展人，还缺乏好艺术家，拿不出真正有沉淀的好艺术品。全世界双年展实在太过频繁和密集，导致目前整个世界双年展格局都处在整体滑坡状态，面貌不佳。优秀艺术家不可能大量生产，满足不了双年展需求，艺术家没有那么多提供给双年展消化。即使有优秀艺术家产生，忙于赶场子，几年的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打遍双年展，除了双年展，还需要应付各类个展，没有办法好好做作品。
　　关于青年艺术家计划
　　尽管无论从双年展的现场来看，还是从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展览上看，青年艺术家创作越来越强调技术，作品越来越工艺美术化，把小清新小细腻当作创作主题，但是光州在对青年艺术家的培养和支持上，不可谓不花费功力。从2008年第七届光州双年展上，入驻当地菜市场内的青年艺术家外围展的热闹和活力胜于国际著名策展人的策划现场，到今天在光州良山洞开设的创作中心，还有2009年末起，为帮助艺术家进军海外，在中国设立的北京创作中心。令人惊讶的是，光州市立美术馆在青年艺术家的培养上竟然没有任何利益诉求。
　　“公立美术馆的任务是什么？这与博物馆的任务有所区别，博物馆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美术馆的任务则是收集和整理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中有价值的作品，并通过资助艺术家，创造更好的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环境。”在双年展展场之一光州市立美术馆遇到馆长黄荣性时，他这样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谈论美术馆坚持了十余年的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的起因。黄荣性本人是韩国当代艺术元老级人物，已年逾七十，他自己的作品中仍然以各种充满了童趣的符号为创作主体，这也可能是他如是关注青年艺术家的性格原因。
　　在光州良山洞的创作中心是一栋面貌平常的公寓大楼，每个入驻的青年艺术家都拥有其中一套面积为170平方米的房间，屋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在窗外绿树葱茏的环境下，每位艺术家享受到的是整整一年的免费创作使用周期，其间，还有光州市立美术馆提供的各种展览机会和与国外著名批评家、艺术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契机，这个项目面向世界，惠泽愿意赴光州创作的任何一个青年艺术家，在2012年的计划中，就有一位美国艺术家入驻。据黄荣性介绍，在北京的创作中心，也具备同样的优惠条件——首先给艺术家提供面积108平方米的一套复合型工作室，可供创作和食宿；一年往返北京和韩国两次的机票，月工作费3000元左右等。还支助一年内上、下半年分别进行的两次工作室开放展和在798举行的汇报展经费。
　　对于青年艺术家们在此期间的创作——无论是北京还是光州，美术馆并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也不需要他们提供作品以充盈美术馆的收藏和展览。
　　青年艺术家计划所需无多，与其大手笔地兴建各类美术场馆，不如留出一些余地培植一些尚未成名的青年艺术家，支助他们站在自己的艺术史和精神史的思考之上，经历更多的哲学训练，超越现实范围，增强精神力量，创作有挑战性的艺术作品，这比在空荡荡崭崭新的场馆里等待优秀的艺术作品诞生，或者轮番展出其他国家的几个世纪以前的艺术作品，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