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 作为站在政治意识形态反面与之抗争、反思或批判的中国当代艺术，从一开始似乎就学会自觉地规避对“英雄族谱”的改造。艺术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约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塑造出大量的政治波普或泼皮玩世不恭的形象，这些形象抹着大红大紫鲜明的色彩之余，往往贴有批判现实的标签，却罕有人将自己的艺术“犁耙”在“英雄”题材的荒地上开疆辟土，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官方话语对此文化符码在传播上的牢牢掌控，以免“改造”英雄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也说明“英雄”形象的崇高与神圣在政治、历史、社会层面上已被工具化，存在难以处理的因素，容易被人诟病。况且，当代艺术纠结在观念表层，大部分艺术家均成了生产材料的高手，却鲜有人在材料与精神之间高度整合，这种脱节使得很多艺术家的观念兀自空转，批判力下降，而反思作为噱头沦落为样式主义的附庸，几乎耗尽现代主义留下的成果。因此，关于“英雄”的题材一旦无法纳入到艺术情境中，就可能被记忆抛弃至历史的真空中，任凭凋敝，无人问津。我们也就此看到，“英雄”形象，因为其绝对性与唯一性组合成了不可替代性，为此也缺乏真实价值被冷落一旁。在被残酷现实腐蚀的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已绝少有人重拾被政体神话的题材，进而改造其“英雄”原体。作为一种历史实体，它已行将就木，安置我们历史经验的旷野里，需要人们重塑。 在我看来，在当代艺术泥沙俱下的年头，艺术家沈敬东是改造“英雄”的成功范例，他的“英雄”形象不是来自传奇小说，课本或者影视作品，不是来自主流艺术史。他的“英雄”形象是来自民间泥塑、连环画、不起眼的玩偶。也许艺术家当过南京军区文艺兵这样的经历是最早开启“英雄之路”的重要一环。我相信，军队里军事化管理的生活一定在沈敬东内心留下深深的烙印。军队作为国家机器重要零件，运作中的冷漠、残酷、团体理性管理都是以牺牲人的自由个性为代价。它服从于一个泱泱大国，服从于一个看不到尽头似乎可以无限往上堆砌的梯形结构的等级。因此，我们可视军队为一种无个性的零件，或者类似不断繁殖相貌无差异的细胞，它们相互编码，因此拥有一模一样话语的符码。它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视觉错位：细看时形象清晰可辨，远看时则如同一个模型塑造出来的。 上诉情形可以在沈敬东作品中窥见端倪：“英雄们”在形象端庄之余，透彻但不凛冽，在一片披红戴绿的纯色中却表情漠然或者笑容可掬，同时也宣示了这样的观念：“英雄”形象大批大批的涌现，转换成符码是来自勇敢的生产者，它纳入到消费文化体系并将人们的视野带入到一种奇特的情境游戏。如同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提倡的观念的反转——将艺术图像与生活转至现实的反面，这其中甚至毫无逻辑的标签，因为在现实反面的空间里，秩序将被颠倒，一切都被打散，归于零而诞生于零。在此，艺术家沈敬东看起来是一个挪用情境的游戏者，即制造了关于“英雄”的情境并挪至政治意识形态中来，于是，现实是抽空的，在卡通式的游戏中不经意间反转了。于是，制造情境者的沈敬东抽身离场，他留下笑容可掬或者漠然的表情的玩偶，其指涉的，类似于艾略特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写过的“空心人”，这样的形象，以此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异化，而当代的艺术家沈敬东则在陈述另一种后工业转型期的“空心人”。空心的英雄们，是失落的一代人的缩影，没有个性，却暗合着英雄主义在当代生活困境中的灾变。与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与艳俗艺术不同的是，艺术家沈敬东不是出于戏仿与反讽这样的修辞来构建文本，而是完全出于对“玩具”这一游戏性极强的“英雄”形象的热爱，为此，沈敬东还注入了一种旁人不易观察到的对整体氛围的控制，即是在电脑设计软件里才有的塑化效果。编程一个“英雄”玩偶时，可以辨认，如果编程无数的玩偶，个性却要消弭于无形，透彻饱满之中却蕴含关于自由与限制这样的关于人的存在处境。 除了把“英雄”形象的重复性视为艺术家沈敬东“我”这个主体不断要产生意义，又在切割意义后向外延伸新的意义之外，主体便倾向于一种消失状态。“英雄们”在平民化的文化土壤中诞生，重叠在一起，只留下一个个单纯的，表面是消费文化体系中的符码，内容却指向现实的形象，仍然可以喻意为对军事题材的解放。这个题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禁锢太久，被沈敬东释放出与当代艺术情境息息相关的能量。 当代艺术中图像资源繁多庞杂，在观念的引译下，语言方法则是引领图像踪迹的重中之重。大部分艺术家能指鹿为马，或隔山打牛，或能平衡形式与内容两项引人入胜的编程，艺术则常常衍变成二元论者对峙或拆解的舞台，然而沈敬东不是二元论者，他所塑化的“英雄”群谱更像吉尔·德勒兹在《游牧艺术·空间》一文里所言的，“而是一个总是来自别处的第三者，它打破二者的二元性，与其说插入二者之间的对立，毋宁说插入它们的互补性”。显然，沈敬东的“英雄”形象是来自第三者，他在努力取消现代主义以来关于悲剧与喜剧，崇高与卑鄙，神圣与通俗的二元式对垒的边界，颠覆“英雄们”气质上的专政与暴力倾向，祛除狰狞扭曲的现代式的权力系统，使之更接近卡通画的游戏效果，使得“英雄们”似乎在历史话语的重压之下拉平自身的意义，从而让权力流放至平民化的逻辑呈现为一种平和甚至静谧的氛围。 在大型雕塑《开国大典》里，可以注意这样细微的表述方式，“沈小东是我，我幻想能站在这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勋聚集的“开国大典”上，艺术家幻想能站在众多元勋中间发言吗？我想，这是一个情景主义者常有的游戏，想象在一个不可能在场的场域里展示说话的可能。沈敬东视“开国大典”为揭开历史序幕的剧本或舞台，带着一种幽默的口吻，甚至用卡通画的形象阐明主体在场的游戏性质。这个游戏非常严肃的要阐明这样的立场：“我要说话、参与、站立、发言”，在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情境里，“我”通过艺术方式进入此种不属于“我”的情境。这与传统的叙事学逻辑相反，即情境是真实的，“我”这个主体的在场是虚拟设置的。因此，情境才是先决条件，主体作为进入情境的而准备的。 我个人认为，在沈敬东所有庞杂的以军人为题材的“英雄群谱”里，无论是雕塑、绘画，观念摄影作品，都可以视沈敬东作为“我”这个假定的主体进入“英雄群谱”的证据，而艺术家本人则隐藏在这个近乎被编码的“群谱”的背后，有效的链接中国式的革命记忆。这一切使得沈敬东的艺术很难在风格上的归类，其独特性在拒绝深度叙述时却有着卡通式的悲伤。也许这种“英雄玩偶”常常催人想起那些物质贫乏的年代，这对每个人的记忆都十分有效。儿时的记忆总是悲欢交集，甜涩而让人充满对“英雄”们的期待，在那时，“英雄”一度是救世主的化身。现在，当“英雄们”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之后，不得不陷入当代艺术的成人游戏中，而沈敬东所建立的一套方式，在革命情境严肃的游戏中，诞生了玩偶式的“英雄”，让人回忆或者回味过去年代的生活，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巧妙之处在于它以一种中性的语言方式避开对抗与冲突。在当代混杂的语境中，权力话语基本上是施加给现实的一道魔咒，非此即彼地抗争到处存在，就像德勒兹描述的“二元机器论”那样，不是流氓就是英雄，不是君主就是平民，但是中间还有第三者解构这种二元性。第三者属于中性的的语言。这种语言方式作为缓冲地带远远还未构建起来，而沈敬东的卡通化“英雄”恰恰是缓冲了这种紧张与冲突，构筑了一个异类的革命“英雄”形象。此类形象从单个来看并无特别的辨识，而是由众多的无个性的细胞组成一个个有趣的形象。整体来看，则意义深远，是形象之间的差异对另一群差异中的形象的认同。当然，沈敬东容易辨识的是作品中的大面积的纯色，似乎能周旋于险恶的现实，散发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坚定与勇敢。梅洛—庞蒂在《符号》一书中论述绘画时写道：“绘画即是他本人”。同样，艺术家沈敬东作品中的“英雄们”是内心革命精神一息尚存的结果，虽然他们以塑化的玩偶形象出现，然而在卡通式“好玩”的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对公共情景的搭建，并从中获得艺术中的最大的愉悦与快感。 众所周知，2003年之后的沈敬东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沈敬东式的图像”，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这种图像保持了稳定而持久的耐力。伴随着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全面的蔓延，艺术家在面对图式与符码有效性时，梳理其中的形象或者清理图式的赘余成了难点。然而，对图式、符码或者形象都做过深入研究的沈敬东而言，能创造性地把混杂的图式剔除，从而有效简洁地塑化一种“英雄族谱”，并将这种“族谱”的喻意反转至政治意识形态的“游戏地带”，以玩偶的形象来诉求革命记忆，这一点就难能可贵，更何况在当下问题不断衍生相互缠绕的文化语境中，艺术家沈敬东的作品貌似简单，后面则蕴含着历史叙事向当下复杂现实的过渡。 近些年，沈敬东作品中开始出现以英雄或者动物形象的“包扎系列”。笑容可掬，漠然或者悲伤的“英雄们”开始“受伤”了。英雄性格决定了“英雄们”必须要承受的悲剧感在作品中毅然转换成卡通式的受伤感。我想这不仅仅是艺术家本人身处现实观察到的关于人的处境有关，更重要的是由心境催生了一种爱莫能助的感受。尽管包扎可能受梵高、博伊斯、克里斯多夫等文化英雄的影响，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当梵高包扎自己割掉的耳朵时，除了生命本身的痛苦之外，“包扎”编程了一种由行为引起的符码变异。沈敬东视这些包扎自己的巨匠为“英雄”，其中也暗含了这么一种逻辑：作为文化理想主义的英雄，已被现实刺伤，现在需要“包扎”，并将这种行为纳入到“沈敬东式”的图像中来，虽然这种图像往往以文化符码的样子向外辐射，并与流行文化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所以说，沈敬东是那种掌握公共情景，并在此情境中游戏，游刃有余地将艺术语言抽丝剥茧后创造自身图式的艺术家，更何况，这种图式的来源如文章前面所述的是来自泥塑、连环画、卡通画、木偶等旁人看来不起眼的民间艺术，具有广泛的流通性，以此区别于任何当代艺术家。 纵观沈敬东不停地变换着“塑化”与军事题材相关的军人与“英雄”形象时，艺术家其实是游走在“英雄”的情境里，他们一定也深谙社会现实的秘密与对隐藏真相的追寻，以及为何通过“玩偶”那样的脸庞与身形，针对性地对我们存在的环境作出回应，这不仅仅是沈敬东对艺术语言出色的控制能力所致，而且在观念已经找到表达的媒介来展现一个“玩偶化”的世界。当“英雄”形象演绎为一种玩具形象，这个玩具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不停地相互衍生的艺术符码，这与艺术家自身对现实与艺术的洞察力以及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将“英雄”情结、革命记忆与玩偶糅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特别的情境，尔后又能区别于主流艺术史，沈敬东在艺术内部所做的努力彰显其价值，大型作品《开国大典》、《和谐系列》等便是佐证，它们均在降温反讽、戏仿、批判等热度较高的词语，它们是陌生的第三者，介入、参与，甚至发言，把自身安置在游戏化的情境里，最后揭露了“英雄”的本质：他就是他自身需要揭示的命运的形态，它们既可能是塑料玩偶，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被细细玩味过的政治意识形态，闪烁着耐人寻味的的艺术元素，而这些元素则来自艺术家现实的经验。在经验之上，也就是作为生活所铸造的“英雄”反转，是沈敬东军人生涯的记忆与诉求，然而这一切特殊性不妨碍呈现为中性的艺术语言。“英雄们”塑化之后，作为“沈敬东式”的图像，治疗着我们的观看，我们对“英雄”族谱的文化理想主义式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