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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神甫约瑟·德·西古恩卡如是描述博斯的作品：“博斯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艺术家是从人物的外表来创作作品的，而博斯有勇气将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在他看来，《人间乐园》表现了“人性中的羞耻心和愧疚感”，应该被大量复制广为传播。这一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博斯的画面中都是“放荡不堪的幻想”，“充斥着可怕狰狞的东西”。
博斯在他的时代受到北方知识精英和达官显贵的欣赏，又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里不断引起争议。他所描绘的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场景，也是数百年间笼罩人们精神领域的心魔。
因为这些君主贵族的欣赏与珍藏，博斯的这部分作品才得以留存下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艺术家为教堂、公共机构所创作的图画，大多数都散失了，很可能是在他去世之后的宗教战争中焚毁了。
另一方面，在艺术的领域，博斯的非凡奇想持续地获得后辈同行的回应。同样在北布拉邦特州，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出生的时候，博斯已经去世9年了，两位艺术家相隔三代。后世的艺术史学家经常喜欢将两位艺术家并置比较。老·彼得·勃鲁盖尔早期的作品和博斯一脉相承。
“勃鲁盖尔始于追随博斯，而后竭尽全力返回现实。”菲伦斯·盖瓦尔特在《弗兰德斯绘画史》中写道，“（他）以描绘自然景色，描绘四季变化，描绘农家盛宴见长。”从博斯到勃鲁盖尔，中世纪的恶魔暂时退场，日常生活的场景展现出来。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艺术评论人阿拉斯泰尔·苏克（Alastair Sooke）看来，没有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博斯，就没有戈雅、达利、培根、没有查普曼兄弟……
西班牙画家戈雅（1746-1828）在《理智睡去，妖魔产生》中描绘了一个人枕着桌子睡着之后，身后腾起黑压压的一群猫头鹰和蝙蝠，这两种动物都是邪恶世界的信使。
“在所有人身上，在任何时刻，都有两种吁求，一种是对上帝的，一种是对撒旦的。”波德莱尔在《我心赤裸》中如是诉说，他诠释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相生与共，此消彼长。
博斯创造了诸多的奇异符号，世人从中读解出对内心不断的探求和追问。这些奇形怪状的异兽，是梦魇，亦是心魔。博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松解了对于撒旦的千般想象，世人将从中读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看到自己模糊的脸孔。这是一片含混的天地，很快将成为艺术家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一片黑暗的领域，成为彼此星点的微光。
及至近代，理性在现代西方似乎又失去了至上权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人们不得不反省。以科学、理性、人道主义自诩的西方文明，为何能够心甘情愿效力于原始的野蛮和暴力？在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类为何没有变得更加幸福？
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为了把握事情的本质和规律，寻求客观真理，非理性主义则是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苦乐感受等等的忧思，去复活被理性压抑的人，安顿人的灵魂。
萨德、戈雅、博斯等人被重新发现、重视，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引导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继续思考非理性之维度。
如果说，500年前博斯的画作仿佛是艺术家一场无尽的梦魇，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场巨梦正隐藏着真相。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压抑或抑制的）愿望的（隐蔽的）满足，因此，梦境充满意义，具有象征性。而艺术家的创作显而易见也是做梦的一种。
随之而兴起的超现实主义很快接续了博斯的人间地狱景象。地狱从未远离这个世界，天堂，也未必没有纷扰。
达利《内战的预兆》完成于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出了被肢解的人体，背景上的蓝天白云作背景，表明这一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二战结束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马克斯·恩斯特等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重拾起了《圣安东尼的诱惑》这一主题，世事纷扰，而隐修于沙漠的修道者，也饱受精神恶魔的侵扰，无处寻得安宁。苍凉的沙漠重新又被汹涌的异兽占据。
“精神上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在恩斯特·基希纳（Ernst Kirchner，1880-1938）看来，“它潜伏在艺术家体内，成为一种慢性毒素，时时侵扰着他们的灵魂，流变成一幅幅失去了理性的画面。”
博斯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想象力的一个源头，他和希区柯克一样热衷于玩味飞鸟的诡异，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中那些怪异的外星人，显然与博斯笔下的怪物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犯罪小说作家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一直认为当今洛杉矶即为博斯笔下“人间乐园”，他小说的主人公，那位侦探，就叫做哈利·（希罗尼穆斯·）博斯。
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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