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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说行内只是暗无天日亦非实情，也有较为开明的机构存在。例如，一家在上海的美术馆的一位策展人告诉我说，他们以相当独立的方式运作，同时在最小限度上与他们的资助方——政府机构或者其他派系——发生矛盾：“我们没有任何来自馆外的指令。我们每年向主席及委员会提交一个年度报告，但他们并不介入馆方事务。他们并不给你一个现成的项目命令你去做。他们会提出一些批评。虽然他们有权这么做，但他们还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一个展览提案。”
这位策展人与我采访的其他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感到自己的策展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尊重，甚至提到组织中的前辈在称呼他的时候会使用敬语——这是略微超出他本身年龄所应得的尊敬。
“我可以做自己的规划，在大型展览上出力。我自己的项目被很好地接纳了。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和意见受到尊重，体现出了价值。对于策展人和评论家来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作为曾在多类不同展馆环境中工作过的人，他习得了一些不错的生存策略：“我很能察言观色，捕捉信息。我与大多数事务保持距离，从不过分接近。如此一来，你就能保护自己。最好是与方方面面都保持良好关系，两边取巧，八面玲珑。”
他也认为策展人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来，并且切实地贩售他们的理念：“我觉得多数策展人必须拥有一个更强的性格，更加实际地把东西推出来。在整个进程中，策展人被排挤是很自然的。有时候策展人没有夺目的学院背景，而文凭在艺术界也是必要的硬件。他们要让他们的实践变得更加有说服力。”
他还相信，藏家会与时俱进，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容许策展人来管理他们的收藏：“起初，你会觉得自己来管理这一切就好；慢慢地你意识到最好还是请人来替你操心。被雇佣的人当然得拿出十八般武艺来说服雇主相信他们能把活做好。说到底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到了下一代人一切才会变好。在藏家的家族后代眼中，藏品更多是先人遗物而非自己的所有物。举例来说，对于你自己刚刚买来的一只包，你不过是自己拿来用罢了；但如果这是一只你妈妈送给你的柏金包，那你大概不会轻易使用，而是会把它好好地保存起来。”
与此同时，有许多策展人逃离本行，投身其他领域：例如独立创业或者为画廊、拍卖行工作。正如纽约哈莱姆画室博物馆的塞尔玛？金所说：“为此实践在一个机构中的存在寻求途径可能是另一回事。这犹如处身一段情感之中，你是肉食者却和一个素食者结了婚。在一些途径中，这完全没法办，但还是有其他途径存在。”独立领域是艺术界的重要孵化器，这确实是事实。但问题在于它不过是食物链的一环而已。通过吓跑人才，我们的私营展馆极大地破坏了艺术生态——谁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策展人呢？谁来运营和支持大量的展馆呢？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哪些美术馆工作者会将其职责要务纳入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呢？让一群人偶或傀儡来干么？
[1] 马琳科拉、保拉、史陀、罗伯特等编：《我们如何做，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做什么，‘今日策展：想象中的实践性公共责任》，费城首创展，费城：二零零一年，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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