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枫
1986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2004 荣获首届大连美术最高奖——学术奖
2004 荣获2004年度大连市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
2006 荣获大连美术最高奖——金彩奖
现居大连,任教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大连市水彩协会副会长
2004-2005年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大连美术馆成功举办“巢——董枫纸上绘画”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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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景观和反拜物教——关于董枫的苹果>>
     董枫用十四年的时间来制作苹果。我们可以说,她生命中有一段至关重要的时间都是和苹果相关联的。先是在200多件巨大的纸上绘制苹果,然后制作了6000多件大小不一的陶瓷类苹果,还有500多件玻璃钢苹果(她还有大量的因为不满意而毁坏掉的苹果)。董枫为什么要不停地制造苹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苹果充塞着她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她的日常生活就是制作苹果,以传统绘制的方式,以工业机器的方式,以电子数码的方式来制造苹果。她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地创造出这些苹果,苹果对她来说,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它就是她的实在内核,就是她的绝对之物。她的劳作,她的职业,她的日常生活,她的重心和她的情感,就是去制造苹果,就像一个常年栽种苹果的果农一样。她们都以苹果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收成,都将苹果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都事无巨细,都对苹果小心翼翼,精心呵护,都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己以激情,都有深深的苹果之爱,都是完美的苹果主义者(董枫忍受不了那些在她看来有欠缺的苹果,她不断地毁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它们身上——在这个意义上,董枫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果农。她首先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种植苹果的农民一样来生活的,每一个苹果都凝聚着她的劳动。但是,似乎没有一个额外的苹果和一个特异的苹果突出出来,也没有一个最终作为尾声和终结的苹果,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大写的苹果。对于果农而言,同样如此,产量至关重要,个体苹果无关重要。对董枫和果农来说,并不要求强烈的风格化的苹果,她们真正在意的是苹果的“丰收”,是大规模数量的苹果,是大规模苹果构成的无限景观。只有数量上的庞大和无穷无尽,只有显赫和生动的苹果景观,才是她们真正的“收成”。对于果农和董枫而言,是苹果的产量才关乎她们的命运和成败。正是在产量的追求中,她们的创造和激情才得以爆发。
 
  董枫将农民的田野转化成艺术家的工厂,将现实的苹果转化为雕塑苹果,她不是种植苹果,而是以工业机器的方式来生产苹果——她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设计苹果的图案,建造模型,购买材料,召集工人来制作,按照规范和流程来生产,从而将艺术家的工作室变成一个长久的厂房和车间。在这个厂房里面,到处都是苹果,各种类型的苹果,各种尺寸的苹果,各种造型不一的苹果,各种材质构成的苹果:手绘苹果,陶瓷苹果,钢铸苹果,它们琳琅满目,构成一个规模性的苹果景观和苹果工厂——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制作流程。在这个意义上,董枫将自己生成为一个工人,一个生产雕塑苹果的工厂工人。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的董枫先是将自己生成为一个农民(她精心呵护它们,她寻求苹果的丰收,她长期以此为业,这是农民的激情),然后将自己生成为一个工人(她像工人一样设计、制作和生产它们)。她同时是艺术家,是工人,是农民,她通过苹果将自己生成为三位一体。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自我向他者转化的过程,她在创作作品,但也在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她在创造作品的过程中来创造新的自我。她在三种身份,三种劳作和三种情感中不停的晃动,也可以说,她是将三种身份类型不断地融合。她的职业是艺术家,她的激情是果农的激情,她的方式是工人的方式——艺术家就同时以多种面孔来实践她的生活。
 
  为什么要这样,要如此长久和大规模地来制作和生产苹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猜想:在一段长时期内从事唯一一项工作,一项带有强烈重复性的工作,一项看上去是“笨重”的工作,一项将自己彻底投入其中的工作,这本身就具有一种自我修为的意味。这重复的生产,这无限的生产,这以一个单一客体为对象的重复性生产,这沉浸式的心无旁骛的内化生产,这本身充满了自律意味的生产,就变成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艺术实践就此变成了一种将自己封闭在苹果之中的修炼,苹果既是这修炼的界线领域,也是其客体和目标。艺术创造同时是抛弃外部世界摆脱外在目标的单一修炼。正是在这一点上,董枫的工作同农民或者工人的劳作有所不同,对于工人农民而言,长久的劳作,长久的单调劳作,通常是被动性的,是受生活所迫,是某种意义上的劳动挣扎(农民持久地栽种水果并不感到愉快,工人在车间长久地生产并不感到愉快,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会放弃眼前的工作)。但是,董枫是自主的选择,哪怕她感到挣扎,也是自愿的挣扎。如果说,农民和工人的劳作不构成修炼的话,董枫的修炼恰恰是以劳作的方式呈现的。对于农民(工人),甚至一般劳动者而言,劳动是一种被迫行为,劳动是痛苦的根源,劳动是生存的强制手段和中介,许多艺术家因此提出要“拒绝工作”。但对于董枫来说,劳动(她确实是像工人农民一样劳动)或许是快乐的来源,劳动构成了生活的意义所在,劳动是一种主动抉择。她不是通过拒绝劳动来获得生活的意义,而恰恰是在投身于单调长久的重复劳动过程中,获得生活的意义。
 
  但是,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董枫将苹果作为她持久的劳作对象。塞尚也曾经反复地画苹果,人们也对他的苹果选择的理由莫衷一是。董枫为什么执着于苹果?苹果的象征意义和指代意义多种多样,也有围绕着苹果的众多传奇(最有名的当然是伊甸园中的禁果,人们在无数的《圣经》题材的绘画中能看到这个以苹果形式出现的禁果,它是诱惑与禁令的结合,它也是人类基本原罪的起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这禁果,就没有尘世人类的开端),但到底是哪一个吸引了董枫?或许,任何一个有关苹果的传奇寓言都不重要;或许,所有的苹果传奇寓言都很重要。一个客体降临到艺术家身上,一个艺术家选择一个客体作为持续的创作对象,往往难以言表——这是艺术家的神秘邂逅。无论如何,苹果是最普通,最常见,最流行,最广泛的水果。作为水果,它饱满圆熟,可以作为生命的养分,它可以被吃,被喂养,被消耗。它也可以被看做是生长,是成就,是完满,是充分,是孕育的普遍和大全结果(所谓硕果累累)。它孕育生命,喂养生命,成全生命,但自身又被一遍遍地消耗殆尽——苹果的发育和消耗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稀缺到饱和,从微末到整全,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整个的轮回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苹果可以看做是充满轮回命运的生命迹象。在另一方面,苹果性格平和,形象圆融,味道醇正,老幼咸宜,它是平凡而不可或缺之物——平凡和一般,这是苹果最恰当的品质:无论是它的外在构成形式,还是它作为食物的特征,亦或是作为纯粹的视觉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苹果不仅与生命相关,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存在在一般的时空范围内,它有无与伦比的可见性和熟悉度,它是感官世界最容易撞见的客体。将这种最一般之物纳入自己的生活中心,无论如何,这是有关日常生活平凡性的颂歌。
 
  董枫正是在这里体现了自己的激情和执着:将生命的轮回激情托付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之中。她精心地绘制和生产苹果,但并不要求这些苹果的绝对实体,并不以绝对写实的方式来再现这些苹果,这些苹果只保有苹果的粗糙轮廓,它们有些微的扭曲变形,它们的色彩与苹果的绿色毫无关系(有时候是黑白的苹果,有时候是杂色的苹果,有时候是携带鲜红色粗壮果柄的苹果)。这与其说是苹果,不如说是有关苹果的形状和图案指示。正是这有些变形的苹果形状和图案,使得苹果可以放松地生长和延伸,苹果和苹果之间就不再是一种呆板的组织关系,而是一种丰富,生动,自由的勾连关系。它们相互呼应,共鸣,牵扯,游戏,对话,它们仿佛在彼此起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苹果变得生机勃勃,苹果仿佛在说话,在喧闹,在跃动,它们践踏了纸张,覆盖了纸张,在自主地嬉闹。无数的苹果(尤其是那些醒目的红色苹果枝)仿佛在墙上纵声歌唱。董枫的纸上苹果画幅巨大(她有时是整个身体趴在放在地上的纸上来画),它可以容纳无数的苹果,可以让苹果形成足够的景观效应,让苹果变得夺人耳目——如果苹果在歌唱,这也是高分贝的朗朗歌声。四周墙上的无数苹果将空间自发地转换成喧哗的乌托邦。可以想象,人们在这无数苹果的包围下,会感染到苹果本身的快乐,会情不自禁地和苹果一道跳跃。这是董枫大幅苹果画的情动魔力。
 
  这些苹果正是作为整体才获得了它们各自的意义。尽管这些苹果是个体显现的,但是,董枫并非在纸上一个个地画出它们,然后将它们组织在一起。相反,她是将这无数的苹果当做一张画来画的,她先是画出了纸上的线条,画出了整张大画的粗线条,然后再局部地将苹果勾勒成形。先是有了一幅苹果大画的构图,然后才让这些单个的苹果一一落实在纸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单个苹果也非独立自主的。它们只有融入整体之中,只有在一个景观之中,只有作为无数其他苹果的堆砌和复制的要素,只有作为这个景观整体的一个活跃的联动的局部,它才获得其存在意义——苹果生活在苹果中,或者说,苹果生出了苹果,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董枫还制作了6000多件陶瓷苹果和500多件玻璃钢苹果。这些苹果大小不一,形状不一,色彩不一。它们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生产过程(类似一个产品在生产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同纸上苹果不一样的是,它们确实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它们可以被单独地呈现,它们有自己的实体,有自己的形式,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感。但是,对董枫而言,这单个的玻璃钢或者苹果实体也应该纳入到一个整体之中,也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装置景观。在这个景观整体中,不仅出现了可见的大小,高低,扁圆,黑白等形式的回旋,错位和交叉的空间节奏,它们如同迷宫一样繁复多样;也出现了不可见的艰辛,摸索,希望和漫长的时间痕迹,出现了一个人无与伦比的忍耐和细致。对农民而言,经年累月就是为了硕果累累,就是为了一个显赫的收成。对艺术家而言,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景观,是令人震惊的视觉客体,是一个实在的幻象和幻象的实在;这个实在的幻象的机制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机制迥然不同。如果当年马克思说,商品以其符号形式,以其交换价值压抑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时间,但是,在董枫这里,这陶瓷苹果则是反商品属性的,它巨大的景观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时间。如果说,商品有拜物教的形式的话,而这里的艺术作品,则是以反拜物教的方式出现——生产和劳动,艰辛和喜悦,创造和收成,在这个非凡景观中自然而然地流泻而出。
 
汪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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