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军

 

高玉杨是一位有特点的油画家。

 

从具象中国2017年的展品看，高玉杨的作品几乎全都取材于他故乡沂蒙山的生活。那里有一串串色彩饱满的柿子，有淳朴勤劳的农民，有村头静卧的石碾子，有俊俏的少女和温柔的农妇，也有飞上半空中的碌碡和雄奇辽远的群山，等等。他的这些作品给人吹来一阵阵只有大山深处才有的那种清风，带着一份让人向往的诱惑和被作者感染而生的赞美之情。

 

王沂东先生强调画家对其描述的事物要充满真挚的感情，而且，他认为一位画家的成就大小与此密切相关。高玉杨对其故乡的情感真挚而强烈，他用画笔描绘那里的人物，那里的劳动场景和生活细节，还有不惜笔墨再现的沂蒙山风光，甚至还有他熟悉的农具和动物，等等。从琳琅满目的作品，读者可以看见作者内心涌动的强烈情感。每个人对故乡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印象，因为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给心地单纯的童年刻画过生动而具体的印记，丰富多彩，终生难以磨灭。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感情根植于个人的审美感受和草根意识，来自于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于朴素生活的向往。帝王、贵族、财主、豪侠、士人，都有值得歌颂的人物，许多大事件诚然需要画家关注，但是，作为从底层社会走出来的艺术家，高玉杨天然地拥有描述草根社会的原始感情。这里不仅有艺术题材本身的吸引力，也有道德和情感的依赖。高玉杨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深谙那种生活的美感，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之艺术化，于是形成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巡天遥看五千年》，《追月》、《盘古一粟》等等。

 

欧洲的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那个时期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绘画，无论是弗罗伦萨还是威尼斯，都有一批画家倾情于小人物，倾情于凡夫俗子的市井生活，他们完成了艺术从神到人的伟大的文化转换，将绘画供奉到历史殿堂的正中心。中国缺少这样一个时期，对于平民生活的描述远未达到欧洲当年的程度。从这一点上说，高玉杨的创作，不论其是有意为之还是下意识的选择，都是可贵的。

 

从创作手法讲，高玉杨的乡村题材的作品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走前人的路。在描述他熟悉的事物时，他并不轻率。他显然有自己的想法，不惮于探索和创造。他画了农民，但并非像一般意义上的画家那样追求绘形绘色、惟妙惟肖，而是有意识地赋予笔下事物一种神采飞扬的动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积极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如《自由引导人民》等。

王国维有一句诗：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中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特别赞赏“同能孤诣”的文学家。我想，画家也应当这样：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做到；除了别人会的，我还有自己的一招。高玉杨正在用自己的绘画实践努力实现这一点。

 

如果追究这种表达的原动力，那应是作者（画家）给予创作对象的一种理想化的能力，一种形而上的特质，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愿景。石质的大碌碡太沉重了，画家让它飞起来——只有在茫茫大地上拉过碌碡的人才懂得这种情感——农民的劳作太辛苦了！他让桔红色的柿子占满了整个画面，从而强调劳动的美好，同时夸张了收获带来的喜悦，画家在为终年在土地上耕作的父老乡亲祈求富足生活，同时提炼他们生活中的美感，也分享他们的幸福。他想把最好的收获送给那里的人们——假若没有感情的作用，画家会产生那样的构思，使用那样绚丽的笔墨吗？不可能。陶渊明在他的诗歌《归园田居》中写道当时他的生活感受：“贫居依稼穑，勠力东林隈”，“常恐霜霰至，雪落同草莽”。没有这种亲身感受，没有这种感情，艺术家不会迸发出这般浪漫遐想的。

 

因此，高玉杨笔下的乡村，无论人物还是风景，虽然简陋但不寒酸，虽然质朴但不颟顸，虽然沉重但不压抑。这样做，正是当代艺术家美好情怀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流民图》、《伏尔加河的纤夫》寄托了画家对底层民众的同情，那么，高玉杨笔下的乡村，除了同情之外，更多的是赞美和祝福。实际上，辛苦劳作的人们并非没有快乐，他们的生活除了汗水，还有诗意和远方。

 

高玉杨一度停笔，如今重拾画笔，佳作迭出，看上去依然虎虎生风。最近两年来，他的画作一件比一件好，颇有点厚积薄发的气势，并拥有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总结为：赋予朴素的感情以艺术的灵光，物象之外另有艺术表现的风采；赋予本来平实的对象几分浪漫，借以表达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价值观；从传统方法中适度跳出并获得形体和色彩以外的——形而上——艺术的感染力。高玉杨的审美诉求和创作方法是都是值得称道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有更多优秀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