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人物画中的女性形象相较传统像一个个蒙着面纱身份不明的女子，或出世或入世，或浓妆或淡抹，或粗服褴褛或锦衣华服，或淡笑嫣然或面目可憎，浮躁的人世多的是浮躁的人心和画。水墨的现代性常被无底线的曲解，我以为惟有经着时光的磨砺，真正能静下心来钻研传统，合乎法度而又不囿于程式，体味着当下而又不忘初心的清醒的画者，才是画坛的良心之所在。青年画家中也不乏佳人佳作，黄煦然及其画即如是。
   
     被煦然的画吸引之前先被她的人所吸引，初识她时，美而有距离，愈了解后，美而有灵魂。理性与感性复杂交织在她身上，眼神多情而坚定，时而娇媚、时而英姿飒爽、时而隐秘又忧伤，娇小的身躯蕴着一种大气场。她的水墨人物画这几年风格系列多样但趋于稳定成熟，大约随着画艺的扎实和生活阅历的沉淀，愈加清晰地知道自己在绘画上的渴望是什么。现实、理想、幻想的出或入，笔下纸上墨色中，描摹揉碎的全是她的心魄，一如近期她的“出走桃花源”系列，不加掩饰地呈现了她的性灵与笔墨交织的世界。
   
     在选择题材上，作为女性画者，这个系列她选择了她一贯热衷于表现的当代女性与男性甚或与这个社会的关系，以女性的视角来再度审视这个命题。于是我们看到了似是伊甸园的夏娃与亚当，你侬我侬俩相依；又似是你我身边的饮食男女，沐浴、卧榻、饮酒；但细细看来，却又全然不是以上。画面上的人、物以一种实在又非合理的方式存在着：若实若虚的空间、女性掩住口鼻的面纱、非马的“白马”、弱化处理的眼部、云、水、花等等，符号性的暗示着她对当下女性生存空间的理解和希冀。其中，女性以主动、坦然、被服务的形象出现，“你不觉得女人天生就是应该这样么？”她挑着眉，眼含笑，或许在她的水墨世界里，那才是女性姿态的真正的“活着”。湘女多情，煦然更是情思纤细敏感，这也使得她笔下的“她”和“他”或“它”，充满了饱满的生命力，活在画中的太虚幻境，好不逍遥。所谓出走桃花源，既是出也是入，挣脱出俗世的精神桎梏，引我们入她理想的有情世界。
   
     中国画的传统美学之中，“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一条极高的创作准则，对当代水墨人物画自然也有指导作用。煦然的出走桃花源系列的人物造型无疑领略了这一点，人物的形体结构是稳定而形象是活泼的，这源于她在平日的教学与创作的积累。在她的笔下，绘画的真实性和肢体动作的表现力更多的与所描摹对象的形象特点相关，如该系列之4、8、16、17等的女性形象，腰肢柔软而有肉感，削肩宽臀，或站或卧极显女性柔媚的性别特征，同时又有如系列之18中弯腰策“马”或系列之19的高台双腿分开、单脚踏“马”般当代女性大胆与飒爽的意识与形象表现，无论哪种都通过抓住人物的体态特点展现对象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是外在的，更是画者想要表达的精神性的内在。所以我们在观察了表象的动作之后又会不经意的感觉到画中的人物似真似幻，肢体倚靠着却又似在某个虚空中漂浮着，不点瞳仁的眼睛如莫迪里阿尼般的审视和观照这个世界甚至自我。在她自己看来，所画的人首先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不能把他看做单纯的体积或一个形体”，人物的塑造得益于造型技法的实感表现，但又不拘泥于此，在大量的临习传统、写生基础之上，她的创作越来越蕴有独特的灵性，我相信，这将是形成她超越个别系列的个性化绘画语言的基础和源头。
   
     在她水墨的有情世界里，不缺情意，也少不了笔墨的法度。法度与时代性并不相违，“笔墨当随时代”也绝不意味着当下世俗化反叛意识在笔墨里以刻意的歪斜、稚拙甚至粗糙的形象出现，研习传统的同时，化彼为我，化有为无，方为画中化境。在煦然的出走桃花源系列里，用笔肯定、俊逸，清淡而有节奏感的人物造型线条，墨色的渲染、留白与空间的安排，整体画面色调的控制与协调等，无不能清晰的看到她笔墨的学院出身。但又与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笔墨玩味有明显的差异，如传统笔墨中线条的书写性，也即线条本身的审美适度减弱，更多的与画面构成的其他因素融为一体，服务于整体形象和氛围的营造。用墨用色也经过精心营造，人物敷色层次明朗，渲染薄而透，强化了光色对肢体实感的影响，这与周围环境中笔墨的处理形成强烈的对比，或直接留白，或接近于色块的平涂，或浓墨焦笔不吝于纸上，或撞水撞墨酣畅淋漓。这样处理的视觉效果无疑是吸引人的，“方寸之间，自有天地”，笔墨不仅传递了本身的美感，更多的是心性的流露，是为了意象世界的玲珑呈现，她的生活、幻想、希望与笔墨熨帖的合二为一，有法度而为我所用，湘女的自信与豪情跃然纸上。

    艺术是心灵的创造物，是心与物的融会，煦然的水墨人物画寄托着她的真诚，缠绵于水墨、画纸中，呈现了专属她的水墨人物意象之美。“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理想中的桃花源也许在天涯，但画中有情有境有法，便是天涯也在咫尺。
 

 

文/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