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鸣&王蔚

王蔚专访

2020年3月1日

程一鸣=程：我印象中您给大家展示的画作中有一些以少数民族人物，是不是曾经走过很多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地方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深刻印象？包括你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跟我们聊聊您的作品《宴乐图》系列。

王蔚=王：因为我2013年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关注到云南哈尼族长街古宴这一传统节日，当时设想以《宴乐图》研究作为论文题目，同时也做同名作品，虽然最后论文的题目有所改动，但还是做了一系列的作品。那么这一系列的作品断断续续地做了几年，有纸本的也有陶瓷的，中间因为写论文，消耗掉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作品的数量不多，这个系列作品想法的产生是从我的博士论文“苗图”的研究中受到的启发，“苗图”，简单地说是清代对描绘少数民族的图像的统称。大部分作品产生在云南和贵州地区。那么从对它的研究中，我还是看到了艺术作品在产生的时候会有非常不同的设定目标和绘画意图，有些甚至非常偶然的，比如这些“苗图”在绘画的时候主要是作为民族志图像以方便当地官员了解民风民俗。其实在维多利亚时期，就有一位艺术家，叫威廉•鲍威尔•弗里斯的，他运用但是人种学（体质人类学前身）中的颅相学（phrenology）知识对不同种族进行描绘，他通过画面表现个体外貌与其社会身份高低和道德形象的好坏之间的“联系”。我们传统的人物画的观察方法和描绘方式也会与面相学有关，但是，没有更多地关注种族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差异”。比弗里斯稍晚一点的巴黎人类学学会的会员、雕塑家查尔斯•科迪尔耶（Charles Cordier）的创作主张和情感来源却不同，他反对同一的“美”原则，同时注重与被塑造种族的日常交往和深入调查，而不是凭借间接的文本知识。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与法国人类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到多种学术流派的反思，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在多元主义和跨文化对话背景下的重新热衷，都表明了艺术或者说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

那么中国的艺术作品在对“异文化”“他者”的描绘中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我们有“职贡图”母题的绘画题材，从南朝萧绎的《职贡图》，到清代的《皇清职贡图》，不管是官方的倡导还是文人、地方官、甚至民间自发的对风尚模仿，这个传统一直沿着某些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在画作中延续。20世纪以来到新中国之后，我们的艺术家也是很热衷于描绘少数民族题材的，像庞薰琹、黄胄等很多艺术家都有这方面的作品。那么我们的意图又是什么呢，灵感获取的渠道有变化吗？描绘语言又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我在创作中还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论，倾向于从文本取向到语境取向的一个转化。因为后来我在创作中发现，我努力想营造的人物气质、画面效果都是我长时间浸淫在这个环节中所获取和生成的感受。由有意图的采风变成毫无目的的闲逛之后，生硬的东西还是内化，像在泳池中彻底放松之后，自然浮起。

程：我看你最新创作的这个手卷很长，而且也觉得很新颖，你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张作品呢？

王：其实这个稿子，我在五年前就画过了，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立即转化成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的酝酿是一直在我头脑里面的，今年上半年刚好有时间，我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又重新构思，最后把它完成，你觉得有点“眼新”，其实是个很“旧”的画法，比如说，手卷、风俗画，而这些正好与我想要表达形式感和叙事性暗合。很明显，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一度沉迷于人物情态的探索，通过表情和肢体，但其实我在努力将被表述者，被呈现者最本真的气质表现出来，而我潜在的质疑、反讽还是尽量隐匿，艺术家不要成为一个喧宾夺主的声音。

程：你的陶瓷作品也都是这个主题的，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种尝试呢？

王：这两年没有去画陶瓷了，其实还是很想去画的，但是时间太紧了，之前这些作品都是在景德镇画的，陆陆续续画了四、五年，主要以青花为主，做这个转化，一方面就是单纯地想多尝试一些材料，另外，我觉得陶瓷有更加日常性的特点，可以进一步将风俗的意味世俗化或者说烟火气，而在进行陶瓷转化的时候，器型会迫使我做更多的图案化设计和处理，这也使得作品有了更多的风格化表现的可能性。总之，还是一种尝试。

程：你觉得自己这个系列的创作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吗？

王：会的，还远远不够。有以“他者”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有以异文化作为创作资料的艺术家，我希望从这两者中都获取一些灵感吧，这其实是一个一直变动的因素，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