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作品能被挂进艺术圣殿卢浮宫展览，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更别说是自己的个展，何况艺术家本人还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这一殊荣。

 

但出生贫穷，于八十年代出国讨生活，留学期间刷了十年盘子的严培明做到了。

 

严培明，被认为是第一个活着在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并且展出的五幅作品被卢浮宫永久收藏。同年，严培明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他也是继赵无极、陈箴之后，第三位被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作品的华裔艺术家；与塞尚一起，严培明被法国人评为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

 

“蒙娜丽莎的葬礼”

 

“蒙娜丽莎在艺术史上一直是一个谜，在过去的20世纪，很多艺术家就蒙娜丽莎尝试过新的挑战，如今21世纪，我想再增加一个新的谜。在卢浮宫里，我画的“蒙娜丽莎的葬礼”距离真正的蒙娜丽莎只有30米的距离，从前门进去看的是蒙娜丽莎，从后门进去就是我画的蒙娜丽莎。”

 

“我把这幅画处理成灰色的调子，对着前厅的蒙娜丽莎，就像蒙娜丽莎的投影。特意用自然滴落的油彩为她加点眼泪，是出自“蒙娜丽莎的葬礼”主题的构思，要把蒙娜丽莎埋葬在卢浮宫里，而不是别的地方，就更有深义。”

 

严培明于196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在屠宰场工作，一家人曾一度住在佛教寺庙里。严培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童年，他在学校的宣传课上开始学习绘画。严培明的少年记忆里，充斥着标语大字报和动荡。不用上学，他就开始画画，希望将来能去剧团或电影院画海报，却因为带有严重口吃被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拒之门外。1979年，严培明决定离开上海，并最终于1980年11月移居法国。

 

1981年9月，严培明进入法国第戎美术学院学习，就此开启了他的海外艺术求学路。严培明从1981年至1994年期间先后就读于第戎美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以及意大利罗马法兰西学院，在此期间他为了讨生活用以换取房租和画材费，严培明勤工俭学，在坚持学习创作的同时在当地的餐馆打工。直到1995年，35岁的严培明正式入职第戎美术学院成为讲师，他的一幅幅大型艺术创作从此如井喷般地面世。

 

就像严培明自己曾饱含热泪说的一样：“我来法国的时候一下飞机就在一家皮革厂干了几个月，随后就到一个台湾人开的餐馆洗碗，后来一边打工一边在林风眠曾就读的第戎美术学院读书。近十年时间一直半工半读。能坚持下去是因为我喜欢画画，有个追求而已。我没想过要成功什么的，只是想搞艺术，追求过程而已。” 

 

2009年，一幅巨大的，脸上挂着斑驳绘画颜料的灰色版本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展出，这是严培明艺术生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个展览的名字叫“蒙娜丽莎的葬礼”。展览由五幅绘画组成，其中有一幅是严培明去世的父亲的肖像，还有一幅他自己的肖像，在这幅肖像里，他摆出了一个看起来已经死去的姿势，而那幅巨大的灰色蒙娜丽莎则位于这几件作品的中心。

 

这件灰色版本的蒙娜丽莎就陈列在达芬奇蒙娜丽莎的隔壁房间里，这是卢浮宫让以前的杰作和现代艺术“面对面”的一种布展尝试。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直以来都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严培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蒙娜丽莎在艺术史上一直是一个谜，在过去的20世纪，很多艺术家就蒙娜丽莎尝试过新的挑战，如今我想再增加一个新的谜。这件作品是针对蒙娜丽莎进行的一次致敬和一次葬礼。”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艺术家针对蒙娜丽莎进行创作，比如杜尚曾经给她画了一幅山羊胡，而安迪沃霍尔则用波普艺术的创作方式用丝网印刷打印她。但这个展览是第一次和蒙娜丽莎有关的当代作品距离真正的蒙娜丽莎如此之近。

 

“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

 

“艺术语言一旦变得啰嗦，就会失去纯粹的力量。这跟讲故事一样，讲得太多，给观众想象的空间就少。我的艺术语言也是很简单的，比较纯粹，画肖像就真的仅仅是肖像。”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观念艺术当道，绘画正遭受冷遇，几乎大部分艺术家都放弃了绘画，试图寻找新的材料新的方式去创作和表达观念。而严培明却依然坚定地选择了绘画，并一直走到今天。不得不说，他热爱绘画，绘画适应他的表达，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法国的美术学院体系也在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当代的艺术环境不仅助益了严培明的绘画技巧，更多的是对绘画意义的拷问。因此，严培明对“不要重复已经有人做过的东西”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

 

肖像画是绘画中的一个流派，其本质意图是描绘出一个人的形象样貌。从历史上看，肖像画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具备雏形。在古代文明艺术中，特别是在古埃及，描绘统治者和神明的肖像画比比皆是，虽然其中大部分是以高度风格化的方式完成的。 

 

文艺复兴时期是肖像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部分艺术巨匠出于对自然界的兴趣，另外一部分出于对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的追溯，绘画和雕塑中的肖像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在此期间将肖像画的技法和形式发扬光大，同时期的北欧艺术家则擅长描绘现实主义的世俗主题肖像画。 

 

19世纪摄影的发展对肖像画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取代了之前曾用作绘画辅助工具的透镜暗箱。从此，肖像画家这一职业也逐渐被人像摄影技术的发展而取代。欧洲自从上世纪以来，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更是颠覆了人们对艺术原有的认知，因此忠实于肖像画的艺术家似乎不再符合艺术发展的主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个别艺术大师利用新的观念和艺术语言将肖像画带回大众视野。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和德国艺术家卢西恩弗洛伊德。

 

某种程度而言，严培明的肖像画恰恰是“反肖像”的，通过“破碎”的面容与强体积感的塑造，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概与现场感。黑白单色的艺术语言带来纯粹而最直接的视觉冲击，配合巨大的画面尺幅，一具具人物肖像已然脱离于图像，成为一种内在人物精神的外在体现。

 

严培明几乎极尽了赤裸裸的身体表现，创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视觉效果，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审视的态度。当观众的眼光完完全全地为人物所攫住时，依然会意识到艺术家所提出的尖锐问题，这样的图像风格无疑是非凡的。

 

而如果关注其肖像和风景题材的背景，则会发现更多端倪。混杂不明的背景、复杂的氛围以及静谧而深藏痛苦的景观相融，由此允许了国际环境的模糊解释。这是严培明一直强调的：“绘画超越边界，这是一种全球语言。”

 

“我一点都没有幸福感。我觉得世界上不存在幸福这件事，物质生活的满足是前进的后盾，而非幸福。幸福太渺茫了，是理想主义者的事。我是个危机感很重的人，永远活在危机里面。我不管拍卖市场，不管什么网上的东西，就是很纯粹地创作，总想画些新的东西，有新的挑战。我对生活要求很低，能吃饱饭，能画画就行，拍卖出多少钱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所关心的只是人的问题。人，创造了一切，也破坏所有一切。人是动物中最残酷的，但我们就是从这种残酷之中发展而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瞬息万变。像今天的上海，已经与我那时的上海完全不是同一个城市了。我无法判断这种巨变是好还是坏，我只能画我看到的。”

 

在单色肖像画系列中，儿童肖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严培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习惯用儿童的形象去反映社会的变动。2009年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童年的风景”，是严培明首次弃画布而尝试装置的作品。这位以擅长肖像画著称的留法画家，对将旗子倒置并用鼓风机将画作吹起的方式，并没有特别学院派的解释。

 

空而大的展厅里，两排并置罗列的画布，巨大的鼓风声和画布上的肖像画，扭曲而自然。画家这次选择的对象也呈现出一种随机性：忧心忡忡的男孩儿，表情绝望的女孩儿，哭闹皱眉的婴孩儿，黑白油迹与水彩般的画法，将背景模糊的孩子与表情背后隐藏的身份感一一呈现出来。被抽象地表达出的命运感，是这次展出的34幅肖像的重点。线条、色彩与光的运用可以忽略不计，倒是这些画作上的孩子们常常透着一种成人般的世故与惆怅，让人不得不怀疑画家对“童年”命题的兴趣源于自己孩童时的各种微妙心理。

 

展出的作品强调画家严培明的一种主观关注，旗杆下被风吹起的“孩子们”，倒显得弱势而孤立。这与画家在卢浮宫展出的“蒙娜丽纱的葬礼“表现出的挑战态度不同，“童年的风景“除了在形式上抛弃画布，更有一种想借助装置与观众对峙的欲望。画家讲“只有在画室里，我才感觉更快乐”，与严培明其它表现生命主题的作品相似，这次展出也很坦然地表达出一种倾诉愿望。比如他自己的肖像画，他与父亲命题的画作，对死亡悲观又好奇的态度，让“童年的风景“也浸了点宿命的灰色。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严培明为法国馆创作了21幅铜板丙烯画，正反面都画有黑白儿童肖像。这42幅单色肖像画的都是上海世博会建筑工人的孩子。愤怒、紧张、不安、期待、微笑与思索...各种情绪都能在这42名孩子身上找到,画家借以人的面孔展示不同阶层、环境下的人物对待命运的态度。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可为什么偏偏是城市呢？严培明觉得不能只说“城市”，而应该是“人，让生活更美好”。严培明坚定地认为：“我所关心的只是人的问题。人，创造了一切，也破坏所有一切。人是动物中最残酷的，但我们就是从这种残酷之中发展而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瞬息万变。像今天的上海，已经与我那时的上海完全不是同一个城市了。我无法判断这种巨变是好还是坏，我只能画我看到的。”

 

严培明是最早进入西方艺术界和当代艺术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坚定、最不妥协的艺术家。从世界到国家再到个人，从政治到社会再到情感，严培明系统而连贯的艺术创作是现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见证和记录。严培明绘画中映射的当下奇观与历史恢弘时刻之间的诡谲关系，是对时代弊病的深刻隐喻。一直以来，严培明绘画中的死亡、战争、贫穷等人类议题，几乎使得悲观主义、悲剧意识这一类词变成了他的标签。这些问题是严培明所观照的，但却仅仅是他绘画价值的冰山一角。“悲剧”仿如一个强加的概念，限制了意义的同时，又遮蔽了意识。他绘画中最深切的生命意识与希望是不容忽视的。

 

这个世界本身，是严培明视觉叙事的内容。在他的动物与自然题材中，不安的隐喻彰示着人类社会的原始生存；直指现代社会离奇景观的新闻事件题材则提供着不同的观看视角。无论是地区政治、历史文化，还是自身的亲密关系，严培明认为这些绘画主题都是稀疏平常且正在发生的。在广阔的时空当中，它们普遍而平等。不去界定宏大的主题，便意味着选择了不漠视真相。在狂乱又魔幻的现实交响中，严培明或细腻或粗暴地暴露着真实。借由艺术想象与能量的并行，在互相遮掩的图像隐喻之间深入自己对人生的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