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冉而言，她所涉及的“红色”题材的内涵是与众不同的，它不是批判的，不是调侃的，也不是弘扬的。如果深度理解杨冉的个人经历就不难发现，她对天安门或政治领袖符号的使用，是由“家”这个概念延伸出来的，因此理解杨冉的作品也就应该顺着“家”这样一个亲切而熟悉的线索展开。
　　
　　一、老家——贵州绣片
　　
　　熟悉杨冉的朋友都知道，杨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绣片痴迷者和收藏者，每每有新朋友造访她都既兴奋又小心地将她的收藏品一一展示给大家欣赏。在她早期的几张试验作品中，她尝试运用了一系列苗族传统刺绣语言，有意识地将她对老家（中国贵州）的情感以模拟绣片的方式抒发出来。因为在她的眼里绣片不仅是繁复而美丽的手工制品，更是自身身份的一个符号，此时她对绣片的喜爱和认同也就转化为她对“家”的情感的迸发。
　　
　　二、新家——天安门
　　
　　杨冉在16岁时便到中央办公厅参加工作。因此在她的记忆中，天安门这个被当代艺术滥用的符号其内涵是不同的，杨冉的天安门是剥除掉很多政治意味后剩下的一种家常的情怀，它仅仅是建筑物，仅仅是宿舍，仅仅是家园。杨冉回忆说，她当年所住的宿舍窗户正好可以看见天安门，那个场景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里。她和其他同龄的青年来到人民大会堂，吃在这里，住在这里，并和政治领袖们工作在一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在她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她的第二故乡，而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在杨冉的回忆中就是家长。
　　
　　三、精神之家——与家重叠的记忆
　　
　　寻找精神家园，这是杨冉的焦虑，也是她所认为的当代文化的焦虑。在记忆深处精神维度的缅怀使她在艺术创作和作品中流露出回归家园的情感，这使我们可以重新看到她的某种经历，以及对家的留恋和对那段“家国”历史的感悟。
　　
　　杨冉是一个恋家的女性，杨冉的这批作品，实际上就是对“家”的记忆的叠加。这种叠加是压抑的、隐晦的，是失语之人的喃喃自语。杨冉将时间与记忆压缩在画面的二维空间内，所做的仅仅是讲述自身，正如她所言：“对艺术而言我仅作为一个自我的言说者，我将我比作一只水杯，感悟本身像水一样缓缓流向我，我需要做得仅仅是安静的坐在那里，等待着它满溢出来，肆意流淌。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更是一种必然的偶遇，这就是我的艺术。”
　　
　　杨冉作品中对“家”的追忆，不是一种领袖情结在艺术上的引用，因此杨冉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觉是真实，因为它与个人经历紧紧相连，与个人的情感紧紧相连，也与杨冉的“家”紧紧相连。
　　
　　

2009年11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