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策展人
（一）
大约在9世纪，伊斯兰势力进入西域，与这里的佛教传统有着艰苦的斗争。一个世纪后，回鹘汗国国破，维吾尔先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后经几十年的斗争，浸润已久的佛教文化，终不敌而陷落，伊斯兰教成为塔里木地区唯一的信仰。教宗虽改，弥勒信仰的喜乐精神，却在该地区生活形式中流传至今，亦如现今新疆歌舞中的坦荡狂放、勇猛精进。
新疆，一个自古以来人类足迹、血脉、文化、经济流通的西域通道。在历经文明起伏和现实争执后，衍生了47个民族，游牧、农居参杂在荒蛮的沙漠周边和天山下的绿洲中。这里的诗歌是路途遥远，悲欢离合，这里的哲学是对土地的亲吻和神灵的颂赞。英吉沙在维语中意为“新城”，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昆仑山北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驿站。维吾尔族重要的器物“英吉沙刀”便在此衍生，它最早出现于16世纪末。相传，仁慈的真主看到英吉沙干旱缺水，土地瘦瘠，生活困苦不堪，于是作为补偿，暗中指点祐助一位刀匠，从此英吉沙小刀脱颖而出，日渐普及。
维吾尔男性几乎人人佩戴一把英吉沙刀，形影不离。它既是人们出于安全考虑、以防万一的武器，也和在牧区、农区的生活习俗有关，吃肉、吃瓜、修理鞍具、套具都离不开小刀。久而久之，由于刀的种类较多，做工精细，人们在铜柄上镶嵌几块彩色的玻璃，或是十几颗宝石，闪闪烁烁，成为男子腰间的日常装饰品，向同伴炫耀的资本，男性雄风的象征。政权交迭，并没有消磨“英吉沙刀”在维吾尔族中所寓意的希望。直到今天，“英吉沙刀”仍然满足着维吾尔人生存的需求，改变人的生存状态。
2009年，赵赵沿着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两侧，开始收集使用过的“英吉沙刀”，途经乌鲁木齐、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他向当地的维吾尔人询问是否有刀，以此进入陌生人的生活。辗转七年，赵赵收集了1000把英吉沙小刀，它们有着几十年的历史，来自于不同的个人或是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意义。这些性格和意义包括它们实际的或是想象中的用途，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感情和道德涵义，为个人所珍惜。
1000把随身佩戴的黑钢小刀，刀刃长约15－20厘米，每一把都不可复制。在进入展厅前，它们有着强烈的确定性和个人联系。当它集中展出时，保存了未经修饰的面貌，实物的记忆载体性质和唤醒能力。庞杂的数量和巨大的纪念碑性，使它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状态，成为赵赵的新作《刀》，一件进入公众视野的艺术作品。《刀》变成了一个记忆的载体和重返历史的途径，又因脱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重组了一个无人曾体验过的视觉经验，模糊了现实生活和观念艺术的边界，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抽象的精神指向。
理解《刀》的存在，需要把它看成具有两种可能的艺术和行为，一是保存历史记忆，成为证据链的一部分；二是强化它新的社会关系，给予事物一个全新的状态，使它重新与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发生关系，并找寻它在赵赵系列创作中所处的位置。
一个人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来自于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无论“英吉沙刀”携带多少某个时代的哲学、政治理想、美学反映，它都只是浩瀚历史中的一个切片。它一旦生成一件作品，过去就只是此刻的一个材料，它所携带的也仅是有限的索引。如何看待历史，怎样让现实成为材料，或许需要参考赵赵其它的作品，才能得到完整的解答。
《碎片》源于赵赵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像是生活给予艺术的启示，它记录并复制了一次个人的生活经历；2012年7月，北京持续降暴雨，广渠门桥下，积水深达4米，赵赵在积水中乘气垫闲游，对现实的记录转化为诙谐又忧伤的反讽；2015年8月，天津8.12大爆炸，他用相同尺寸的铜板，还原了一块爆炸现场的碎玻璃，将记忆引向公共灾难中遗留的缺陷，并赋予它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永恒意味。赵赵以多样的形式，重返记忆和历史的特定主题。他不停地向我们提供记忆的证据，或是历史的回声，又不断的推翻过去的角度和评议方式，像是一张不断被加工的CD，有熟悉而破碎的现实旋律，又有重复梦境的点点滴滴。
这个完整的解答需要每一个作品，或是每一段记忆来共同完成。在赵赵的经历中，它们有着一个特定的位置和瞬间，彼此不可预知，也不会重复，从开始就不具备最终的含义和目的。数尊古佛，几个碎片，几十件明式家具，1000把英吉沙刀，它们对应着一张照片，一种声音，一个眼光，或是一种意识。又或者，它们是沉默的，与任何发生的现实无关。亦如一尊在河床下的石像，亦如赵赵在天安门广场粘下的那颗鹅卵石，或是那件扣押至今、不知身在何处的《伟像》。
（二）
1982年，赵赵出生在新疆石河子，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内陆城市的地方。那一年6月，成立于1950年初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历经了短暂的农垦局时代之后，重新恢复。《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1）中写道：“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赵出生的六年前，艾未未随父离开生活了16年的新疆石河子农八师，1981年去往美国。也因此，赵赵与艾未未在日后有了不解之缘，为其工作多年，走上了相近的人生路，注定两人在多年以后有着同样的遭遇：挑衅、斗争和监禁。
新中国的农垦制度解决了疆治问题，也给新疆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荒山变成良田，土地变成财富的资源。人们所有的生命意义都围绕着生产和奉献，集体主义生活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空间。赵赵的祖父原是甘肃武威人，1951年土改开始，1952年因地主成分，从贫穷的河西走廊，发配到石河子农八师劳动改造。从5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事移民迁入，人们对新的生活没有多少准备，也不知除了边疆建设以外，还能在哪实现人生的意义，他们的命运由国家的需求和政策决定。随着扎根日久，他们在这里组建家庭，养育儿女，家庭民居开始出现。之后，生老病死，当新坟出现，他乡变成故土。
1954年，赵赵的父亲赵非在石河子新城出生，祖父给他起了一个叫“新元”的小名，喻意新疆的一员。彼时的中国，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内地面临着交叠的政治运动和物质的持续紧缺，兵团需要实现粮食自给，战天斗地、为国奉献成为当时的政治宣传口号。可想而知，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开垦工作是何其的艰苦。赵非的童年一直穿着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大改小，洞穿补，有限的物质被耗尽最大的价值。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烙印在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中。
由于“黑五类”的出身，赵非青年时对参加集体生活颇为积极，对集体给予的荣誉也极为自豪，毕竟它象征着组织的信任。在加入共青团的时刻，赵非激动得一夜未眠，生活打开了新的希望，他立志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之后，赵非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教师工作多年，获得诸多荣誉，于2013年光荣退休。生活会给予人奖励，也会因此塑造人的价值和对自我的理解。这种理解本质上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最终都会由一个人的作为来显现。
原本应该在2003年大学毕业的赵赵，却没像父亲一样在体制内如此“幸运”。他因做行为裸奔，而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拖延毕业一年。从那时起，父子的命运就截然不同。2004年，赵赵去往北京，之后为艾未未工作多年，参与各种挑衅性和批判性的艺术活动。期间，赵赵和父亲不怎么沟通，也极少联系。
两人在各自的轨迹中越行越远，赵赵说，父亲喜欢给人写入党申请书，只要写，基本就能入党。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父亲来北京探望赵赵，颇为满意，赵非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和夫人一同来北京，在儿子这小住几日。算是有了自己的住处，没有让我们住宾馆，我们也感到放心了。”但赵非并不知道，那一年，赵赵用精液包裹克里斯托夫妇的碎布，在线等待一个裸聊的邀请，假装盲人在上海一日游，假扮武警在天安门站岗两小时。
2014年底，赵赵去纽约准备个展“星空”，期间与相隔万里的父亲有过一次通话。在赵赵谈及美国的优越时，父亲勃然大怒，大骂美国是个屁，交流不欢而散。那年春节，分开十余年的一家三口在北京团聚、定居。几个月后，赵赵邀请父母去纽约和洛杉矶参加他个展的开幕。起初，父亲为其感到骄傲，封闭的兵团生活经验，对走出国门尤为看重。当这一“荣耀”出现在儿子身上时，植根于多年政治教育的美国偏见，也被喜悦所掩盖。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终归要发挥它的余震，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坦然改变的念头，而是一个人一生的经验。第二年的一月，赵赵和父母去北京连卡佛挑选为开幕准备的衣物，三人同时看上一件Dolce &Gabbana的西装，在父母看来，这件西装像是为赵赵量身定做的，目光汇集在一处。
赵赵让父母猜猜它的价格。
父亲看着这件领袖镶嵌着金属穗片、做工考究的西装，说可能很贵吧，至少也要几千块？
赵赵嘴一撇，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这样的回答，对于赵非像是天方夜谭，在其经历中完全不可想象。
仍没回过神的父亲，被赵赵一连串逼问，你觉得呢？怎样？会买吗？
父亲回答，这件衣服的确很好，但，我不会买。这也太离谱了，我活这么大，就没听说过！
赵赵问为什么，是因为太贵了？
父亲说，当然，再好不就一件衣服而已。
赵赵继续追问，你不觉得它值吗？
父亲坚定的说道，我不觉得！
争执没有中止赵赵的行动，赵赵向店里的服务人员说，把这件衣服包好，我买了。
父亲先是一愣，愤怒终于涌上，“什么东西！”赵非愤然离开店铺，独自回家。那一刻，赵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儿子的身影忽隐忽现。
母亲的劝阻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在她看来，只要给她三千元，就能仿制一件一模一样的西装。这种信心，来自母亲在新疆石河子被服厂多年的工作经验。事情至此并未结束，赵赵决定给母亲三千元，让她采办材料制作，并邀请愤怒的父亲，写篇论文谈论此事，毕竟父亲最喜欢、擅长的是写论文和入党申请书。
这篇名为《从一件衣服说起》的文章，以赵非的视角，勾勒出众多普通中国人的一种生活哲学和态度。几十年来，多变的时局，物质的匮乏，应接不暇的冲击，对世事变化的忧患，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牢靠的生活经验。勤俭持家，物尽其用，安分守己，在古老的道理和训教中获得的启示，被谨慎地珍惜。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私德的彰显，在集体中得到更多认可，获得虚幻的安全和长久的稳定。可当这些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秩序的改建，在新的社会系统中越发无力，越来越不实用时，一代人陷入了一种孤独和不满。他们更愿意退回到过去，回到可以让自己轰轰烈烈的时代。
父亲在论文中由此追问：“我们付出的劳动的价值在哪里？怎么衡量？如何体现？”母亲尽最大能力，寻找着每一个可能接近原版西装的零碎材料。然而，她所希望挑战的，却是西方几百年来现代商业系统中某个昂贵的结晶。母亲固执的坚持，却也延续了岁月的痕迹，自身的价值，这件西装有了一个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种的陌生身份。这篇文章，让我想起赵赵之前的创作，“安全感”里所讨论的安全机制，或者深藏在《保险箱》里的秘密，《不安》中对危险的加固和指向含混之地的《迷津》。
一件作品《西装》，因此应运而生，它源自父子之间关于认识的较量。这件作品包括两件相似的西装，一篇几千字的论文，观众在这些物件和个人的真实关系里，发现它们的本质，这也是偶然事件的魅力：每一件物品都成为一个人的“替身”，勾连出三个真实而又立体的个人。
《西装》如同一个不加修饰的自传性文学，把家庭事件和三个鲜活的生命植根于几代人的延续与冲突之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视角，穿越时光，现在充满未知，未来和过去都是必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试图回视自我，身在何处？又在几代人的变迁中最怀念什么？最厌倦什么？于是，简简单单的三件物品，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交流，历史的信息得以传递，价值的准则被重申，人的社会关系被反复确认。
回到那件倒塌的、消失的作品《伟像》。2013年，当它的另一个版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乌克兰展出时，又意味着什么？1《伟像》创作于2011年，那一年成为了赵赵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创作于2011年前的《歪》中倾斜的金色人像，借用历史经典作品完成的《项链》、《牙签》、《欧元》；创作于2011年后的《如何》，赵赵对一尊古佛残像做出了一系列动作，分割、打磨、包裹、展示、拍卖，以及对古代器物进行形态转化的《重复》、《瀑布》和《无量》。这些不同方式、风格、目的的行为，共同打开了观众对于历史和发生进行综合想象的可能：我们的知识从何而来，“价值”、“真伪”和“对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个概念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又是什么导致了变化，变化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认识它？
（三）
从仑南镇往南走，沿着沙漠公路，穿过一片胡杨林，大约有一百公里，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这里的金字塔形沙丘，常年屹立于平原之上300米，要是碰上狂风，绵延的沙丘会被沙墙卷起，高度能有3倍以上。这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平均每年的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时只有4、5毫米。高温和遍布危险的沙丘，让它成为一片广阔的无人之地。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这片沙漠只遵循自己的规律，在大地上安然喘息。
有一种流传广泛的看法，“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文中有“有入无出”的意思，人们称它为“死亡之海”。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宇宙之主的造物法则的信仰，几千年来，这里的游牧民族接受着神灵所安排的“公平”。他们世代繁衍不息，遍布沙漠边缘的河流与绿洲，拿着坎土曼2耕种，沙漠、河流、风和人类，彼此相安无事，在歌舞和谚语中诗意想象，比喻造物主的智慧，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命逻辑。相比15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试图征服“新大陆”欲望和初来此地的窘迫，一切对万物的克制与忍耐，并未显得悲伤。直到，“现代国家”概念的出现，无垠的大地和星空被破开无数裂痕。
有棉花的地方，就有兵团。塔克拉玛干的周边崛起了一座座新城，在此之前，这些城市没有一块基石，只是空旷的沙漠上布满了沙子。短短的几十年间，新的社会结构令农业与牧业的比例开始出现倾斜，大地之下孕育的石油和玉石，成为这里新的经济命脉。随着交流日渐便利，当地人也源源不断的涌向内地，木卡姆3的乐声飘荡在北京、上海，或是某个沿海小城，人们享受着新疆人带来的食物和工艺；现代工业的产物也交换而至，挖掘机替代了坎土曼，流行的电视文化替代了坦荡狂放、勇猛精进的歌舞，世代配着镶满宝石的“英吉沙刀”的人们，渴望与时代分一杯羹。
2015年，离开新疆多年的赵赵，决定返回那里，完成一件他至今最为重要的作品《塔克拉玛干计划》。在北京生活的十年，赵赵经历了一座城市给予的得到和失望，游走于多个现实形态间的生活方式，不断抗拒、挑衅的生活态度。近百件风格相异的作品，经验和资源的叠加，让赵赵成为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代表。与之相反，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决定了现实回应给他的真切限制和冲击。开始的寻找总会和后来的隐匿相伴，当赵赵觉得问题消失时，为了避免顺从自身的趣味和惰性，拒绝重复的意识让他选择抗拒、逃离。他需要像十年前离开新疆那样，强迫自己与自己作对。
2015年10月，赶在新疆下雪之前，赵赵带着过去十年的经验和新的“口音”，回到三千公里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100公里的电缆、几十个变压器、一台双开门的电冰箱、几十人的工作团队，分成四辆货车，经过5天的时间，到达沙漠北端的小镇仑南。赵赵和镇上的一户住着四五十人的维吾尔大家庭协商，通过付费的方式，接通电源。接下来，他计划沿着沙漠公路的边缘，穿过一片胡杨林，朝着且末方向往南走，在沙漠中铺设100公里的电缆，直至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地带。他需要用电缆链接一台电冰箱，里面放满新疆啤酒，通电后运行24小时。
这个在北京看起来特别容易的观念，毫无意义的行为，却需要“正确”地打造每一个环节，实施远比想象困难。首先，赵赵需要整合以往的资源，确立作品的方案，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提供两百多万人民币的资金来源，本文作者作为策展人在其间来回斡旋与沟通。前期问题解决之后，实施的难题就抛给了赵赵，具体的工作接踵而至。从哪里接电，路线如何确定，怎样铺设电缆，需要多久完成？2013年的作品《暗恋》完成时所积累的经验，被再次运用——当赵赵发出邀请，志愿者同意被捅一刀后，赵赵也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条件和限制，用什么刀，捅哪里，捅多长？100公里的电缆，有限的施工时间，需要多少工人，才能保证通电24小时。这个无法被常人理解的计划，在一个遍布风险的区域充满挑战和困难。赵赵的团队必须要不停地变化身份，假装导演拍广告，假装中石油员工做工程，像是2008年《站岗》中假扮的武警，《上海一日游》中假装的盲人。即便这样，在层层关卡和严厉的检查制度中，如果身份被揭穿，又该如何应对？那件《伟像》被扣押后的诸多经历，在此时变成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一个个具体的数据，在无数困难和限制面前，每一步都必须十分精准，严丝合缝。100公里的电缆、27人的团队、23天的时间、24小时的通电，《塔克拉玛干计划》像是对赵赵过去十年的考验，一次对过去的集中整合，也是与每一段时空中的自我的重新对话，以及对一切可能性的坚持。赵赵必须借助走出新疆之后的得到，过往十年的工作经验、社会意识，以及更早在新疆生活的原始记忆来完成。赵赵说，走出去，再走回去，是种难度。虽然他希望在别人看来一切是如此简单。
即便冰箱最终通电的那一刻，也只是阶段性工作的结束。100公里的电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头顶着流云，脚下深埋着未知的宝藏。据说，在这片沙漠中生长着少量植物，其根系异常发达，超过地上部分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便汲取地下的水分，那里的动物有着夏眠的现象。直到7天后，100公里的电缆才被运回北京，像是“塔克拉玛干”在维语中古老寓言的重现，易入难回。在抵达北京之后，这些与最古老的沙漠有着短暂“较量”的电缆，又会在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中，储藏数月，等待最后的切割。它的最终尺寸是一米八六，依据那台严格按照西方工业标准和人们的实用需求，进行反复衡量的电冰箱的高度。一米八六，不差毫厘。
一段经验，会给予另一段经验启示；一段历史，也会因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事实的发生，再次鲜活的延续生命。当一个新的事实出现时，它们可能有所改变，有一些变得更加实际，也有一些变得更加理想化，但几乎所有的这些在新的事实中都仍然存在。赵赵在决定实施《塔克拉玛干计划》的时候，我们能想到15世纪西方殖民者初到的窘迫，赵赵的父辈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历的一生，佩戴着“英吉沙刀”的维吾尔人流露着动物性，充满生存的直觉，渴望与时代分一杯羹的希冀。这些不同的人群和历史，亦如《百年孤独》里面对世界时的雄心：“这片天地如此之新，一切事物尚未命名”。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最终的结果与评判。我想起作家叶克尔西在《永生羊》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叶克尔西小时候和一只落伍的羊羔萨尔巴斯一起成长，长大后的萨尔巴斯被宰杀时，她十分伤心，父亲却说为一只羊掉泪不吉利，如果你命数长，能在世上待上很长时间，你会看到很多羊为你而死……哈萨克族人在宰羊前，都会说一句“你死不为罪过，人生不为挨饿。”
赵赵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打开冰箱的一刻，航拍机遥遥上升，俯视兴衰，记录下一个奇幻的光点，在历史的巨变和它背后辽阔汹涌的欲望中见证生死，消失在茫茫无尽的夜色。
相隔几个月，赵赵回忆那一瞬间时说，都不在了，很科幻，很大片；但又很土，很微小，特别灰。
（四）
1915年，马塞尔•杜尚抵达纽约，开始创作那件举世瞩目的作品《新娘被她的单身汉们剥光了，甚至》（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 [aka The Large Glass], 1915），它涵盖了杜尚那些年所专注的种种审美和智力活动，并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在这件复杂极致的作品中。人们习惯称它为《大玻璃》。后人将其理解为，杜尚对于个人化的自我指涉性陈述，寓意人的无限，一切皆可以成为艺术。
1946年，在杜尚即将回到美国前的某个时刻，决定远离外界的影响，做一名“地下”状态的艺术家。他开始着手创作持续20年的大型计划《已经给出：1.瀑布，2.煤气灯》（Étantdonnés: 1° la chute d’eau, 2º le gazd’éclairage, 1946-66），作品中一扇古老的木门上有两个小孔，观众只能从孔中窥视，看到一条川流不息的瀑布前，躺着一个裸露身体的女人，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水与煤气曾在他的旧作《大玻璃》中隐而不见，直到这里才被清晰呈现。在中国，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给予》，寓意给出限制，一切皆是障碍，皆有尺度、法则。
杜尚曾说伦勃朗的画可以被当作一件烫衣板来使用，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曾将杜尚的侧面肖像拉长、倒转，创造出全新的杜尚肖像，并把它与自己另外一件向杜尚致敬的作品《根据什么》（According to What, 1964）结合。1985年，艾未未在纽约创作了《Hanging Man》，将一个晾衣架折成杜尚侧面的肖像，回应杜尚与琼斯的创作观念。2007年，赵赵将艾未未作品《碎片》中断掉的一根木块，制做成32根牙签。数年之后，赵赵又创作了一件作品名为《无题，杜尚》，把杜尚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给予》和《大玻璃》进行结合。他委托大芬村的油画匠人复制《给予》中被小孔严格限制的部分，而这张画只能透过一面形似《大玻璃》的碎玻璃片看到。与《大玻璃》意外造成的碎片不同，赵赵刻意用枪精准地击碎玻璃，子弹留下的小孔正对着女裸体双腿大开的阴部。
无独有偶，在赵赵没有一贯标准和线索的十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应艺术史或历史中或明或暗的身影。它们有约瑟夫•博伊斯、克里斯托夫妇、安塞尔姆•基弗尔，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石佛、汉代的石棺、唐代的佛塔、清代康熙的龙椅、民国时期的保险柜。然而，在即将成为历史的现在，赵赵依据社会事件和个人私生活的做出的转译，也在创作语汇中频频出现，它们是天津8.12大爆炸、北京7.21大雨、薄熙来事件，赵赵的车祸、恋情与暴力殴打……这些过去与现在的双关语，构成了一个含混、多重、疯狂、沉默的十年，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2016年9月，当《刀》、《西装》与《塔克拉玛干计划》在展厅里作为缺一不可的整体出现时，它一方面承载着赵赵在过去十年中所经历的种种限制与斗争，自我折磨与较真，行业的干扰和不断的出走——这其间他出唱片、编画册、做空间、拍摄记录片；另一方面，这个展览有控制，也有放任，有幸运，也有沉重。在而立之年，一个恰当的时机，在一个决绝的时刻，赵赵为无数过去的时刻，搭建了一个新的结构。他这样说道：“这个展览是一个真正的发布，也是对自己在系统中要做什么的较量，你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较量，但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见的。”
2016年7月27日
特别感谢：艾未未先生的《此时此地》，弗兰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唐冠科（John Tancock）先生共同编著的《杜尚与／或／在中国》，巫鸿先生编著的《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阿城先生的《何似天之涯》，欧宁先生的《西域苍穹下、现实&文学世界里的旅行》，刘亮程先生的《一个人的村庄》、《凿空》，叶尔克西女士的《永生羊》，这些优秀杰作中详实的历史资料，精彩的个人观点，对本文有着巨大的影响，重要的启示，由于篇幅原因不一一罗列，在此一并感谢。
1. “中国中国”，平丘克艺术中心，基辅，乌克兰，2013
2.坎土曼是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一种铁质农具，有锄地、挖土等功能。
3.木卡姆是中国新疆的一种土著音乐文化，被称为维吾尔民族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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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