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黎
1956 出生上海
1983 留学英国
1986《周天黎画辑》以中、英、日三国文字出版发行
1988 被陆俨少院长亲自聘为浙江画院首批特聘画师
香港美术家联合会推荐艺术家,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人文学者

从小在谢之光、唐云等名师的指导下,艺术基础坚实,具有优良的造型能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留学英国,研究欧洲各画派的艺术风格和东西方艺术融汇。其1986年创作的国画《生》,评论认为在艺术和思想上所达到的造诣高度,已成为20世纪花鸟画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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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艺术家都要有自己新的使命——读《思想与艺术》有感>>

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奏和动力,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和这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在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岁月里,我们若没有留下一些思想的痕迹,实在愧对这个时代的艺术史。

——周天黎

 

 

每一代艺术家都要有自己新的使命

——读《思想与艺术》有感

 

徐融融(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中悍烈激荡的时期,留下了许多热血澎湃、岁月如歌的风云记忆,而文化艺术在各种冲突和多重演变之下变得更为纷繁复杂。改革者将西方的绘画视为一种可借鉴性的艺术形态,并试图以此来改良中国画,在这一时期的画坛中,产生了不少“中西兼道”的创新派画家,如曾留学欧洲的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吴冠中等人均在此道路上彰显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留下了一份谨朴慎圆的启发。

 

一般来说,要改良传统深厚又自成体系的中国绘画,无疑困难重重。对中国画坛来说,曾诞生过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陆俨少等一代绘画大师。可从另一角度看,对当今一些不思进取的人而言,那些优良的传统恰恰又成为他们的局限和艺术上的惰性,更无能力作进一步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以致简单地认为笔墨就是中国绘画的灵魂和全部意义所在,几十年如一日只围绕在传统笔头功夫里打转,汗牛充栋,不敢越雷池半步。石涛所言的“笔墨当随时代”、“借古以开今”已沦为不少中国画家的空谈及托词,在思想和艺术实践上难以呈现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如何理解传统绘画和借鉴西方艺术有用之处,并将其付诸自己的绘画创作,对当代的中国画家而言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传统画家试图通过紧紧维护旧传统来取得中国画的正统性,也有不少受过西学洗礼的艺术家则从西方艺术中获得了新的知识与感悟,走向了创新求变之路。

 

大潮总是泥沙俱下,大潮也会淘出真金。在时代变革之际,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敏锐的人文知识者和人文艺术家,一定会经验很多思想与精神的求索,哪些志向坚定且有使命感的人物,总是站在时代文化的最前沿,成为开辟新时代新文化的先行者。20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周天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亲历了十分泥泞的历史季节和大变革的时代,在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转型之路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具有独立的审美理念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并始终以学术为镜,人文为本,能够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上合力辐辏,开风立骨,寻求时代绘画语言,取得了可喜成就的当代艺术家;又是一位以自己的深刻与广博、激情与诗意,提供心灵属性和精神供给,对中国美术界创作生态正在产生理论影响的艺术思想家。面对世俗庸常的文化语境时,呈现出恢宏高标的艺术视野。她强调:“艺术家主动从现实生活深处感受和提炼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才可排除浮华的喧嚣,远离自私、冷漠和恶念,并努力去构成对艺术內涵更具思想性的理解。唯此深化,一个艺术家才能有起码的资格迈入大家、大师之列。”“大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持续进步的促进者,也是社会道德良心和人文价值的引领者。在茫茫的时代洪流之中,要做一盏小小的明灯!”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天黎艺术思想文论集《思想与艺术》一书,对中国绘画的创新与发展,从生命的理念认知、艺术本体论、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上作出了宏观的思想性的论述,字里行间,豁达洞明,表达出这位卓然而立的女画家在这个纷扰喧嚣的年代之所思、所虑、所爱、所望、所求,和对艺术真谛的努力追求。在张扬生命价值思考和人文观念的同时,戮力把艺术史升华为精神史、心灵史,去追索哪遥远而永恒的精神原点。周天黎认为:“艺术家如果没有了道本,就没有了灵魂,其艺术的价值意义又何在呢?”如本书所收录的《我的艺术论》《艺术沉思录》《艺术要关注人类灵魂的救赎命题》《我的人文求索》等文章,承接古今之变,混融中西之别,都强调了生命自觉、人文精神和突破创新对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再者,这也是一本关注中国文化命运的著作。周天黎深明睿哲地指出:“人类自结成社会并上升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不断汇集各种智慧努力壮大自身的过程。中国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我们的文化发展,不但需要哪些能以体现优秀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伦理之道,也需要哪些适合应用于新时代新世界的现代哲学之道,更不可失缺体现现代科学与民主思维的思想维度。我颂扬伟大的东西方文明智慧的遇合,那将是整个人类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她反复告诫:“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中国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绘画)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主题和重大挑战,是古老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型。这也是当代有出息的艺术家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她的人文反思和美学形态不局限于自我个体的演绎,而是在新时代文化前瞻性的语境中展开,大胆切入文艺复兴和人性探索的深层领域,憧憬构建社会文化的精神高地。奔涌着一位严肃的人文学者理述道理,激扬情理,追求真理的人生情怀。

 

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经过了人类主体精神的中介,是反思的结果,高于未经反思的直接的经验现实。周天黎说过:“虽然艺术作品本身是非概念性的,但上升到美学维度看问题,如果理想湮灭于物欲之中,高贵的艺术就无从谈起。”与一些画家不同的是,周天黎是那种慧识而又有心灵叩问、纯粹而又有强烈艺术理想的人物,对人本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精神知之甚深,又能以深刻的洞察力去了解周围的世界,并辨识出事物表象之下所蕴涵着的意义本质。《思想与艺术》一书的出版,也是其对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不断深度求索的结果。可以从思想格局上看出,在她的绘画生涯中,一直都在思考中国绘画的哲思理念和人文价值,思考艺术创作与艺术家自身的精神依托关系。在她看来,“仅仅强调艺术的形式美和写意精神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以丰沛的人文精神为内核”“艺术的不朽,在于其内在的生命力”。她更以一种凝重的历史感深沉而又尖锐地指出:“当前艺术领域的人文危机,其实是人类文明信仰与艺术持守良知的崇高精神性的坍塌!对于绘画,时尚的热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零,只有思想与独特的风格才会永久地存在于人类的史册里。杰出而经典性的艺术作品,往往不只是出现在庙堂的展览中,而总是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并总会以饱蓄的人文内涵,去强烈表现与深刻反映时代的重中之重!”

 

面对“传统”与“现代”这一广为议论的话题,周天黎有着鲜明话语,推进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使其拥有现代形态,承载当下意义与世界性内涵。她以开阔的艺术视野和美学修养引领人们的思考:中国传统绘画究竟需不需要进行现代转型?过去40年是否有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是不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现代转型的时代意义又在哪里?她写道:“我一直主张‘走进传统,务必反出传统’。走进传统就是深入地了解传统,反出传统就是不淹没在传统里,思想精神上和艺术实践中绝不囿于成法,仍能以独立的学术视野,大胆矫正对传统的僵化理解,自由开放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艺术的精髓,不断演进,充满生命神气。”“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赞同各种艺术创作思想可以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自由地自然地交融互补。”

 

清晰的思想认识使她能在领悟传统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大胆打破固有的造型概念和程序,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学的融汇之门,进而以古为基、融古出新,实现了传统笔墨意境向现代笔墨构成的转化互动和互融前进,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内蕴文化哲理和独特个人风格的艺术。品读附于书中的多幅周天黎画作,既保持了传统绘画中的笔墨法则,又能在形式语言和空间结构上达到了“形从意,法从心”的艺术创作境界,并强烈地彰显出“周天黎风貌”的现代性意义。

 

知识是力量,良知是方向。今天的艺术思考,已经能站在沉淀后的19世纪、20世纪的对面观察:撑得起人类文化脊梁骨的,必然多是情感饱满又严肃深思的精美之作。丰沛的思想和才情,加上运行在人文高地上的绘画创作,使周天黎成为当代中国画坛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她一直关心艺术的创新问题,多次强调置身这个风云激荡、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时代,当代人在传承优秀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应该有当代的眼光和思维,犹而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每一代艺术家要有自己新的使命。”在本书中收录两篇重要的文章《高峰之路——关于艺术创新的思与想》《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其中提到“创新和创造意志,是激荡着理想主义万顷波涛的伟大艺术家们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艺术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但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国粹化”。面对“东方”与“西方”的争论,黄宾虹曾说:“画之形貌有中西,画之精神无分乎中西也。中国画重线条,西洋画重侧影,观于形貌而精神庽焉。”实际上,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美术界,乃是二十世纪整个知识界、文化界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对此,周天黎保持着理性的思考,提出“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东方人文精神原本就有相通之处”“越具世界性,才是民族越优秀的”等可圈可点的见解。

 

理论上的思索最终还是要落实至反复的实践之中,周天黎深刻体悟叔本华的认知:“每一件艺术品都只是为了直观地来回答何为生命那一疑问。”故她被某种更深层、更有力的因素驱使着创作自己的作品,其绘画的审美品质超越了传统、世俗与庸众,追求着一种生命的自由。并把这种思考与情感,化为她笔下的一草一树一花鸟,给人类以生活的抚慰与力量,给人类以生存的诗意与方向。从其画作鲜明的色彩,张扬的个性,狂飙的激情中,可以看出她在中西美术技法与审美精髓层面上,力图调和受东方艺术影响的西方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交融相应。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的绘画创作中,她已开始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变法,更加有意识地与传统大写意花鸟的笔墨造型拉开距离,如其画中梅花、紫藤、枇杷、荷花、飞鸟等物象,造型上偏向几何化、抽象化、平面化,设色却更为饱满热烈,独立自成蹊,乾坤意千重。而且,她的画已超越了一般技法制作的范式,走向了心观创作的境界,承载的是文化、灵魂、精神的高度,可见另一种辽阔。

 

在周天黎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大笔侧扫的用笔很容易使人想起明代浙派画家笔下的经典之作,造险破险的构图意识又暗含着近代名家潘天寿的启发,而充满平面意味和抽象色彩的物象形式,又展现出周天黎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借鉴,这种对东方和西方艺术的融会贯通与胸中丘壑,使周天黎的绘画精悍劲秀,气象浑穆,画面张力强大,意境高远。同时,既富有雍容俊雅的东方之美,又颇具西方绘画的现代色彩,在强化视觉冲击力上超越了前人,创作出一种更个性化、更深入现代人类精神的绘画艺术,且成为画家心灵修炼、情感世界的化身。其笔墨技艺本已卓越超群,问学论道,两鬓华发,精深人文,德垂丹青,以正气与雅气抗御粗鄙与野蛮,在当代画坛独具一格。周天黎在笔墨语言和空间形式上的成功演变,显然可以视作是中国传统绘画融古出新的一种新世纪的具体表征。

 

康德的“三大批判”用最简单的文字概括,讲的就是真善美。真、善、美又是互相联系的。美,在道德观上体现为“善”,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阈值也至关重要。同理,周天黎在本书中多次谈到画家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问题,即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画家?首先,周天黎认为道为世间规律,术为规律之用,艺术家先需明道,方能大成。艺术家应以表达生命价值和人文主义价值作为自己文化层面上的坚实支柱,她说:“艺术家要去努力彰显人性的光辉,以文化的力量去宣拓发扬人类生命的善性,以至爱至悯的人文情怀,去进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探索和艺术创造。”“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的内心,必定有强大的人文精神的支撑,以及对真善美的信仰执念。是此,不管是旷达山海之巅的仰天呐喊,还是平静流年的独家铭刻,都会是一个历史的在场者,都会对悲悯与担当、仁爱与正义有一份自觉的承载。”

 

达•芬奇在《论绘画》中明确指出:“一个优秀的画家应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他的思想意图。”我们正处于巨大的艺术格局和价值秩序变动中,在荏苒的光阴无情地碾碎了一些画者们的心灵世界之后;在岁月的风雨打落了一些艺术家曾有的缤纷情怀之后,有一个概念需要清楚:绘画艺术的浅层观像,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合成,这是许多画家经过专业学习大都能掌握的“技术”。但是,仅仅掌握了技术并不会进入具有丰富艺术哲学思维的艺术大家大师的行列,那仅仅是手工技艺不错的工匠型的画匠而已。所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邃的思想內涵,对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可或缺的。周天黎说:“艺术创作往往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变迁的先声。但穿行子夜的秉烛者和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精神传承史的魅力在于其价值观引发的永恒意义,被精神之光照亮者才能感知。”那些青史留名的艺术大师关注的问题当然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着更为宏远的表达诉求,他们是要以展现人的精神和灵魂作为崇高的目标。作为一名中国画家,还包含着要借助绘画的形式动能来振奋民族精神和宣扬人类的生命精神,要保持对“国家前途和民族精神的关切与思考”。历史上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历史的观察与反思者,而非缺席者。画家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做一位“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践行者”。

 

绘画不仅仅是怡情悦性之事。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开篇即提到,绘画的功用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同样,在周天黎先生的著述中,绘画亦不再是简单的物象再现过程,它是人类心灵、思想、人文、审美的内在反映,甚至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她说:“真正伟大的艺术,其所产生的内在精神,是可以构成促进时代嬗递演变前进的社会动力。”她告诫:“世道可以有无常,天道却不容欺凌。在这个金钱与权势似乎可以摆平一切的社会现实环境里,不要努力成为一个世俗的成功的画家,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精神价值的艺术家。在独特心灵体验的视觉表达中,要不断地去激起生命的火花。”在《思想与艺术》一书中,周天黎这种对人文精神的思索与论述,比比皆是,让读者很容易感受到她的思想深度并受到启迪。

 

龚自珍诗集句曰:“深山涉倚倦游身,亦狂亦侠亦温文。土厚水深词气重,歌泣无端字字真。”周天黎的思考总是触及到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命运,周天黎的爱和悲悯,根植于天性,来源于她的人文信仰,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对抗人世中哪些灰暗灵魂结成的病态与荒诞,这在当今的文化艺术界显得弥足珍贵。如果说人类历史命运的辉煌,归根结底属于文化的荣耀,江海峥嵘,翰墨光华,心灵的震荡和生命的冲动却起伏于一己方寸。日暮苍山远,可以说,周天黎是一位正用其艺术了释生与死并走向贤者求大成的高标人物;她是身负奇气的命世之才,她的视野和识见、风范和胸襟,早已超越了她的许多同代人,她在若大的精神废墟中自我奋起修建人文的气场,中国艺术思想史和艺术精神史也因为她的出现而划出一道闪光。她这样写道:“人类如果从物质来论宿命,那么,经过几十年,最多上百年的短暂时空之后,人便湮灭于虚无之中。当一切都归于尘土之后,人类只有在精神的信仰中,才可超越人类的宿命。而体现人类创造意志与高贵文化精神,以及让灵魂闪光和能确认生命意义的艺术,就是永恒心灵范畴上绚丽多姿的信仰载体,长存于人类精神的故乡。”

 

任何杰出的人物和著作都不会缺乏批评和争议,特别是那种走出了庸常大泽,彰显艺术生命向上升腾的自由精神。诚如周天黎坦荡明澈地在《我的艺术论》中所指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有没有影响力,也可以从有没有人反对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看出来。有时,我觉得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就说明其欠缺了一些意义。”和中外美术史、文化史上的大家大师一样,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不能指望其艺术观点和文化观点能降服所有人,甚至还要面对各种误读与质疑。但笔者相信,作为画坛清流和画坛重镇的周天黎先生的艺术思想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创作必须站在文明与文化自觉的高度,秉持一个新时代文化学者和文化艺术精神价值创造者的使命,去诠释时代赋予的命题——这样维度上的艺术思想构成和人文情怀,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往往,时代的一个哆嗦,能造就出一批发光发热的人,衔石填海,踏波啸咏,行行重行行。在浩瀚的文化烟波中,人文的艺术与人文的思想总是屹立于精神的高地,这也是文化先行者们所追求的大道之行。曹丕《典论》里的一段话说得好:“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少史论家认为,《思想与艺术》这部在高度审美的活动中彰显强烈思想冲击力的好书,必将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思想与艺术》,2020年6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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