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骑车往返家和工作室，风和日丽是常态，偶尔细雨绵绵、狂风大作，对温度和气候的变化尤其敏感。

 

禄口疫情期间，画画的状态像极了冥河水母——一个好看的庞然大物，在过去的110年中只与人类相逢115次，省下了和人类打交道的时间，自顾自的好看。

月色朦胧，画画人的夜晚，是偷来的时间。

 

画画和演员塑造角色的相似之处是正视“生命的体验”。而体验丰富造就的内心丰富，才让一个人敢于拒绝套路。因为拒绝套路的本质，是拒绝轻而易举获得的“答案”。生活给了我很多体验，来刺激我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而用绘画的方式去记录，又有变成日记的嫌疑。担心这种私人的情绪，缺乏共情。所以尽最大努力去克服，但始终做不到随时保持火眼金睛，最后变得更像靠老天赏饭吃。

 

偶尔也会对绘画做一些类似于背诵单词的训练——对同一题材上反复描绘，想要仅仅通过最朴实的、无叙事的描绘，去传递一种状态，而这种练习放在一起，又看上去像陷入了个人趣味。

 

阅读会时不时拯救我苍白的大脑，但是文字对绘画的刺激，如果表达地过于直白，终极也只会让我的绘画沦为插图。

“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阿伦特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哲学家，觉得没有必要在哲学前面加上艺术两个字，因为它们相同的功能是让人更清晰地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找到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活下去。

总试图用作品讲故事，图像的选择除了生活中的记录，还有电影画面。合理而巧妙地转化它们，很考验我的思维和手法。或许技术可以弥补我对内容的不自信，但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模糊的影像或者重影的运用，或许更符合我心里感受到的矛盾和冲突。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称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8月19日，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事件对我的刺激就是画了几张阿富汗女孩，去思考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有张作品是美国摄影家史蒂夫•麦凯瑞拍摄的战争年代一群坐在地上的神情惊恐的阿富汗的小女孩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笑容明媚的阿富汗女大学生的重影。

《绿眼睛的阿富汗女孩》是美国摄影家史蒂夫•麦凯瑞的摄影作品，于1984年12月拍摄于巴基斯坦难民营。该作品于1985年6月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这张照片是拍摄的地点位于巴基斯坦的白夏瓦附近的难民营, 照片中的女孩名叫莎尔巴特‧古拉 , 摄影师用最平和的视角捕捉下了一位经历了战争的创伤, 衣衫褴褛的美丽单纯少女形象。17年后，史蒂夫•麦凯瑞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前往阿富汗寻找17年前拍摄的那个少女。史蒂夫•麦凯瑞奔赴阿富汗，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分析案件的手法分析真伪找到了那个少女。没有想到曾经天真可爱的少女在战乱和岁月的摧残下成为了一位满脸沧桑的妇女,可以想象女性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 她们所经历的社会以及家庭生活对她们内心的影响, 再加上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战争和贫穷所带给她们的外在压力。整个过程成就了《寻找阿富汗少女》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主角17年后的莎尔巴特‧古拉有句话很刺痛我：“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我会去学习，而不会在13岁结婚。”我为这个绿眼睛阿富汗女孩画了一张画，起了一个名字《权力A-受教育-绿眼睛的阿富汗女孩》，挂在工作室里，旁边放了一张等尺寸的作品《权力B-屠杀命令-艾希曼》。

 

有张作品叫《母爱——大恩如大仇》，是有天半夜我在工作室画画太累，躺沙发睡着了，手机静音，我妈找了我一夜。所谓“大恩如大仇”。鲁迅也这样形容过——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地侵入。

在一瞬间，我觉得悲苦，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情绪，不求共情。

 

很抗拒去解读作品，因为我所表达的不一定是你感知的，擅长讲故事和能够听明白又是两码事，而为之感动又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粗犷地理解就是绘画是我对这个世界一点点微薄的思考和反应。

 

眼前放着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汉娜•阿伦特传《爱这个世界》。我努力克服作为女性容易陷入的个人情绪，也试图去宏观的理解这个世界，虽然经常会失败。女性更加理解女性，所以也会为一个好朋友画她喜欢的阿童木和石榴花，会画自己家火灾后的房子，会画奶奶心脏手术对我的刺激，会画疫情期间很多小区门口的白色防疫小帐篷……

 

《三只忧伤的老虎》，连续几页的空白、黑框、颠倒印刷的文字、谐音、多次重叙……当一本小说集合了以上这些要素的时候，它注定不会是一本好读的书。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在写完整本书后给略萨写信，信中说写这本书“要了我的老命”。玩笑和调侃不过是这本书的保护色，更深层的写作动机隐藏在题记之中，那是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句子：“她试着想象蜡烛熄灭后会发出怎样的光”。——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对艺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