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伦 史密斯
2003年里的某日,尽管是大白天,但树荫遮蔽,一条忽明忽暗的坡道通向北京东北城一处残破的厂房,——这里,我去探访一个不久前令业界为之兴奋的年轻艺术家。做出这一赞叹的是他的同行——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富于声望的元老级人物庄辉。如果一位长期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内的重量级人物强烈地推荐另一位新秀艺术家时,他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这会是更加值得信任的。那时仇晓飞也恰好正在与他的同学们于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行联展,他那些小而精巧的正方形、长方形,连续而均匀对称排列的作品,使我一下子就被它们强烈的吸引住了,甚至忽略掉了展厅内其它的作品。仇晓飞的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第一眼看上去,它们似乎很传统,不过再次仔细的揣摩,你会发现这么说并不准确。他 作品的色彩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中国画的矿物质元素特征,以及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中国宣传画图像。然而画作的内容却与其他我所看到的年轻一代画家千篇一律的流行文化题材和艳丽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源自于仇晓飞的生活经历。有趣的是——仇晓飞本人无疑属于中国新一代,时髦,自信而又谦逊。他又是他们群体中的思想者。这一切都越发使我感到好奇,为了更多的了解他的作品和生活,他的工作室成了我的第一站。
仇晓飞当时的工作室如开头所描述的那样,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树荫中,曾经做过食堂,属于那种典型的共产主义样式——纯粹的实用主义建筑。这位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乐于选择它,不仅因为价格尚可,而且房子拥有高高的天花板与通透的窗户,既不失为一个完美的画室又可以当作他生活的家。工作室的墙边倚着一张一张的大油画,十分的节约空间。这些画此时也暗示着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油画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趋势的上升。这一趋势是由一些前卫画家所导演的,他们那些重要的宣言,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成功,逐渐成为了现实。这样的现实提供给他们购买、租建或者租用宽敞的工作室的经济基础,在那些昂贵的工作室中,他们创造出昂贵的作品。
仇晓飞当时那些大画的内容,与展览上的小画截然不同。他说这些大画再现了创作初期的一些试验,尽管这些图像的表达并不成功,但却使他认清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画中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朋克”精神,从它的遥远的1970年代出生地——英国来到中国,而今天在中国却作为自我表达的形式成为了中国年轻人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仇晓飞来说,那些绘画的创作过程与他所热爱的音乐一样,是一种发泄和放松,并且帮助他寻找到执著于艺术的坚定精神动力。
当他在中央美院附中读书的时候,绘画并不是他的最爱。他曾经燃起过对音乐的热情,与音乐相比美术对他的吸引力相形见绌。做音乐那种狂热的觉醒和创造的激情以及在同代人中所产生的共鸣是“美术工作者”所无法比拟的。而当时学校里那种学院派的教学方式更让他倍感厌倦,甚至开始怀疑绘画艺术的前景和现代艺术的意义。为了整理自己的思路,他花了一段时间逃离社会,当然经济上是拮据的。对于他的未来,仇晓飞明白每作出一个决定都是一种赌博。
这段时期仇晓飞重新思考他过去的经历,从而使他能够走的像今天这样远。在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的北京,他试图抵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和压力,回到北国黑龙江哈尔滨那魂牵梦萦的童年:那时候,他的世界是那么安全、简单,远离失败与绝望。田园般的色彩涂满了幼时丰富的画面,纯真、迷人、轻松,丝毫没有成年后的摆脱不掉的责任义务。无数这样的情境被捕捉到照片中,放在家庭相册中精心的保存着。翻着相册,仇晓飞意识到,所有这些照片都在呼唤一个世界——一个正在被新的城市建设和物质欲望埋葬的世界。操场、学校、街头商店、街坊邻里的老社区都改了模样,为了塞入迅猛增长的人口和满足工商业的需求,过去城市的交流空间被紧急的全国性城市规划所牺牲。对于仇晓飞,家庭相片是他过去生活的一个永不磨灭的证据,但同时也是过去生活存在的休止符。他决心把这个题目作为他创作的焦点。
这些来自童年的灵感,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并且重新发现旧时记忆图像中那些对现代生活本质的强烈质疑:压力、职场竞争、拜金主义、社会道德观的变化、社会福利的缺乏、消费上涨、离婚、家庭单位解体……种种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暗面。这些有可能是发展的必经之路,仇晓飞这一代便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成长。现代化的虚伪外表欺骗了无数人,使他们盲目的切断了自己的根,包括建筑、街道乃至整个地区的景观全部消失了,再也难以复原。毫无疑问,进步是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个证明——可是如今为什么却呈现出一种病态呢?我从他的画中似乎看到了原因——一代人所有童年时代的理想都被现今的物质观所侵蚀,他们的过去被无声而绝对的否定了。他画过一幅小画题为《忧伤》,描绘了一个少年身上带满象征着荣誉的花环,可脸上却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他的神情几乎全部淹没在脖子上的荣誉里,或者说他已经完全被那挂在脖子上的未来所淹没了。男孩的面部表情通过简单的几笔就被捕捉到,令人震惊。
接受学院教育却在少年时没有野心成为艺术家,仇晓飞就是这种少数人中的一员。他并没有因为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这样一所中国最著名的美术学府而获得什么捷径。仇晓飞11岁跟随他的父母来到北京,他并不属于经典故事中童年坎坷的天才少年,而是一些机缘巧合,使他渐渐地发挥出了自己的绘画潜力。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才选择了报考中央美院附中这样一所北京市面向全国招生的高中。在被美院附中录取后,他又顺理成章的进入到了中央美院就读。在中国艺术教育高度的学院化训练中,作为一个性格内向而又勤于思考的的学生,他具有适合学院沃土的柔韧性。
2000年,仇晓飞选择了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画室中的一位老师——刘小东在1990年代单枪匹马地实践着他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这种方式基于“真实”的现实生活,它对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想化现实以及随后的伤痕美术的创作方法。他是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对于仇晓飞来说,他的老师刘小东的作品对他的吸引之处并非只在于独特的审美,而更在于他对自我认知的肯定。仇晓飞作品的精神性的传达与他的老师是不同的。然而这也是第三画室的宝贵精神所在:自由与艺术个性。
在2000年由房方(现任北京Star画廊总监)所策划的一个展览中,他将私人生活用品放满了一个空间(其中包括电视机、电冰箱、沙发等等)。当时虽然他还并没有明确的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作为一名认真的学生,并且由于他对音乐和文学的热爱,还是使他形成了个人的艺术哲学——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当然那个装置作品的制作过程并不能回答他对艺术本质的质疑。
2002年大学毕业后,也为了不让接下来的日子虚度,仇晓飞开始从家庭相册里面寻找绘画的灵感。摆脱焦灼烦乱的情绪是他创作的唯一动机。绘画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治疗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也正解释了他为什么会直接利用素材进行“描绘”。然而,当你更进一步观看他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很明显的,这些被绘画重新加工的影像并不仅是像框中所表现的内容,而是他记忆的瞬间,空间的气氛,是艺术家占据中心的舞台——被亲戚和家庭成员用相机所捕捉的景象。对家庭相册的再创作是对现实的文学化再现,但是:仇晓飞用撕痕、笔记、缺页、胶水或者胶条粘贴的痕迹,把封面、页面都重新加以解读,他将曝光后的褪色、不经意的破坏和撕坏了的塑料书皮展示给我们看,毫不掩饰的忠诚和真实。这样,作品的潜台词,也是那些最直接的感动观看者的东西,是机器所记录的情形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反差。很有趣的是,他对于细节似乎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却又是一位英语考试不及格的失败者,对于自己从前的生活记得清晰鲜活,却一点都记不住单词。仇晓飞的绘画思路由此延伸开,而对于仇晓飞天赋的色彩和灵敏笔触,大多数人不得不油然起敬。
在他另一组别具一格的圆框绘画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时光碎影。从中我们看到了伊甸园般无瑕的色调渲染出来的独特景观。这是毛泽东曾经承诺和描绘给大众的阳光和美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仇晓飞决定改变用色,转而使用黑与白,使作品呈现出简朴清晰的内在精神。图像描述的纯粹常态质疑着现实生活的状态。圆的画布使作品如同窥视孔,透过它,历史、事件和时空看起来有一种微妙的变化,那种感觉也许并不一定是隐私的,但却非常个人化,使观者在情感上很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
讽刺的是,仇晓飞的画作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今中国最富有绘画性的作品,但我认为他那粗旷的线条、厚涂的颜料可并不是什么重点。这从他于2004年开始的三维系列“雕塑”绘画作品(他把我们熟悉的生活用品制作成雕塑体并加以图绘写实的效果——电视机、老式无线收音机、日记本、香烟盒、啤酒瓶子、台灯、还有写字台)中便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到他作品的精神表述远不止绘画性那麽简单。
如果仇晓飞被认为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赞美了传统价值,那基本上就是暗示了“今天”较之“过去”的道德缺失。作为画家和雕塑家,他尤其关注某些元素——材料、质地、形状和视觉诉求,从过去到近期各种各样的作品都无一例外。但仇晓飞毕竟不是传统画家,从他仍在继续创作的雕塑绘画作品来讲,他也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观念艺术家。这些雕塑绘画作品已经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前景:他年轻的思维让他的作品充满冲击力。
无疑,仇晓飞的画风和色彩都独树一帜。来自童年的记忆则使他的绘画深深的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印记,他善于捕捉人的形象和肢体的运动,有的时候甚至具有欺骗性。事实上,正是由于扎实的基本功他才能用极少粗旷的线条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结构。
仇晓飞并不是多产的画家,作品的质量相差不大。但是以他现在的状况看,他并没有必要过分关心这一点,他很年轻。他的作品显现出毛泽东时代(1930-1976年)之后三十年内中国美术是如何进化的。在毛时代,艺术被简化为一套教条和学院规则。而在今天的时代,人们关注艺术家的手,也关注他们的思想。如果艺术仅仅是套用公式,仅仅依赖绘画技术,趋炎附势,那么对于艺术家来说就太简单了。但非常幸运的是,事实并不如此。更可贵的一点在于,仇晓飞总是在不断的取得进步。他不屑于被“认可”所左右,他只屈从宝贵的灵感来作画。对外界的质疑和内心中的强大自信,正是造就他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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