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06年第188期
 

海燕读大学时对花卉题材就情有独钟，之后的系列代表作品又显现出她对花卉的解读与重构。最近读了她的油画新作，使人感受到了中国语境下的花境。油画的语言是丰富的，中国画的意境是深厚的，两者融合，语言与意境交织创造出她自己独有的花境风格。
 

将中国画与西画融合不是首创，20世纪初徐悲鸿、林凤眠等艺术家均作此耕耘，呕心沥血，在技法与观念上不断沟通。后人亦前仆后继，始终没有脱离对中西融合的探索。应该说，作为一名中国当代油画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浸染下成长，关注中国式的艺术，在传统艺术形式中寻找结合点是符合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逻辑的。海燕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近十几年艺术界喧嚣的现实氛围中，在中国绘画表面商业繁荣与内在民族文化困境的背景下，没有追波逐流，没有为迎合西方市场加入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利用中国表象符号嫁接西方艺术语言的形式主义的行列，也没有作表面式肤浅地中西元素对接和套用，而是潜心静气对绘画精神与语言执着探索，重在探索油画的“意境”。这种渐修，是中国文人关照人生与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海燕的近作中传递出了强烈的中国当代文人绘画气息。在近些年艺术家的探索与实验中，海燕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海燕是一位年轻的女艺术家，她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的琐细，她的作品女性特质极为强烈。勿庸置疑，女性感受的方式不同，她们体验到的社会、政治、生活与男性也是不一样的，更注重经验与感性。对于这一点，海燕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回避，不掩饰，正视与直观，自自然然。她没有虚张声势地过多关注外界的动荡，现实的冲突，思想的遽变，而是像她自己所说的“比较顺”，“没有太多的苦难”，在绘画题材上，她选择了中国文人素来钟情的“花”，带着现代都市的闲静、家的安居与女性的象征。这份闲静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极为难得，需要淡泊和退守的心态。所以她近几幅作品如《春桃》等流露出来的淡泊宁静的古意，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呈现。散淡不是散漫，不是一味地无所控制。海燕的画控制力在加强，这与她生活的变迁，自身女性角色的成熟定位，文化艺术素养的修持有关。在创作中这种控制体现为调和，她将中国民间花卉绘画的范本、程式法则与写生的鲜活、直觉相结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写意的交叉运用，油彩粘稠饱满与线性造型灵透的处理，找寻到了准确的创作体验。她的花卉作品在内容上属于静物，在形式上却不属于静物，心说物语，花境传情。多年来，她坚持花卉写生，在写生中运用联想的方式，注意捕捉情绪。静观与遐思是一种生活认知，在这种认知中，海燕把单纯的油画静物写生，把构图、色彩、造型、笔触幻化成了一种情绪的表述，进而生成为画意，生成花境。在这个过程中，她实践了中国绘画借物写心、形诸笔墨的创作原则，作画的意境成为一种内心与外物的沟通，成为“悟”，以花写境，以花写人，以花写心。因而与她早期的作品相比，现在的画更耐看、耐读了。
 

海燕这些年特别关注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注重对其母体艺术、本原艺术――民间艺术的的理解与思考。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特质在于“吉祥”，中国的民间艺术也成为一种追求喜瑞祥和的艺术，它利用象征、寓意、谐音等手法串连出无限的意义，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因而这个民族才历经艰辛依然坚韧不屈，乐观向上。所以每一个民间艺术形象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更是意象的。它超越了个体，也超越了形象与形式本身，传达出浓缩的中国文化语汇，构成典型符号。中国民间艺术的这种特点看来深深地吸引了海燕，从汉画像石、敦煌壁画、瓷器纹样、民间剪纸、刺绣、年画中她多有涉猎。因而她近些年的花卉作品充溢了浓郁的中国式风味，从构图到色彩到造型到传达的意义完全是中国化的，但却运用了西方的媒介。她不是将东西方艺术进行元素上的简单拼接，按她自己的话说，是要“运用新的寓意，来获得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经验方式”，这便成为一种意味，她的探索性也尽在其中。她偏重色彩的感知与色彩的强烈，在创作中国化的艺术形象时如何发挥油彩的饱满、层次、弹性与质感，让二者自然融合，而不矫情造作，是她着意解决的课题。所以她笔下的梅兰竹菊、龟背生花、多子多福、富贵吉祥在传统的神韵中多了几分现代气息。符号性少了，生活性多了，寓意性淡了，审美性强了，这也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选择。
 

海燕的油画花卉作品揉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两种因素――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这是艺术家个人成长背景所决定的。这些作品完全摈弃了西式油画的创作法则，完全呈现出中国式的构图、色彩、造型，甚至在材料的运用上进行了类似中国绘画笔法与墨法的探索，注重浓淡干湿表现，逐渐趋于写意，艺术语言走向提炼、概括与单纯。这是艺术家迈向成熟的一个迹象。

 

                     丙戌年立秋日 

 

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