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英生于九朝古都太原,这儿的历史文化艺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的灵魂中,并绵延到她以后的艺术创作中。并且,家父兄姐,皆事绘画,身在艺术世家,她自幼摹画造型,提笔拈来,也让她更不用历尽常人习画之艰辛,顺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水墨人物专业。家父的大画室,至今仍是她回家静心创作之地。
我与爱英,同届入学,同舍室友,睡上下铺。也许同是从外省考入,这一相似之处,让我们很快形影不离,成为好闺蜜。大学期间,专业功底扎实的她,专业课程对她而言很轻松。她总是在作业之外,进行实验性水墨创作,尤其是美院每年组织下乡考察及写生回来,她会不停地审视自己目前的创作。记得从敦煌考察回来后,敦煌艺术对她的震动和启发很大,让她在色彩与造型上开始重新思考传统与当代水墨,在当时美院中规中矩的传统写实造型训练中,她就开始了尝试人物画创作中的大胆夸张变形。而后来她的毕业创作,获得了中央美术学院二等奖并被学院收藏,现在想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记忆中大学时与爱英的唯一不快是:爱英晚上总是精力充沛,总有“做不完”的事,对于睡眠轻而又极有规律的我而言,颇经历了一番磨练。而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我也知道这其实与她与生俱来的思维相关,这一思维特点甚而影响到她日常做事的习惯方式,乃至以后的艺术创作。
关于爱英的思维,我觉得用一个词“游移”来代替所谓的“走神”更恰当。因为爱英的“走神”,更象是“游神”,即时不时地在小段时间里,她的精神与身体似乎完全脱离。而在日常生活中,她给我的感觉是似乎思绪总是在飘来飘去,思想总是在游走之中。在交谈中,她似乎无法集中注意力(与平常所谓的“专注”不同),思维总时不时地飘移到别处,时不时地“走神”一下,间歇性地捕捉到对方说话的内容。所以,爱英的思维是游走性的、间歇性的思维。
同是70年代出生的我们,似乎一辈子都是纯粹而执着于自己的热爱。爱英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执着、严肃、挚爱艺术的艺术家,她一直不急不躁地按着自己的节奏从事着艺术创作。爱英性格恬淡,率真淳朴,让她离热闹的“艺术圈”总保有距离,而甚至一些展览,是在先生的提醒下才想起参展。她的艺术始终保有纯粹而独特的气质。所以即使毕业后远在云南师大执教,仍得到国内外艺术机构和著名藏家的赏识,陆续受邀参加了国内外的许多展览并获奖,众多作品被机构和藏家收藏。
大学毕业后,我们分别十多年,再次都重回母校深造,我大学时期心目中的爱英一直未变,而唯独变化的,是她的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到云南后,爱英的艺术,受到了这儿地域及文化艺术(尤其少数民族)的影响,进一步打开了她的创作思路。这儿的天是高远而深蓝的,空气是洁净清新的,万物是亮丽绚烂的。在大学时期美院建立起来的创作维度及理性,似乎渐退出她创作时首先要考虑到的因素,甚至有时这些因素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看爱英的作品,色彩(包括造型)上受到家乡皮影艺术、敦煌艺术、云南地域及文化艺术等的影响。在表现对象的色彩上,部分或完全脱离对象的固有色或表象色,而是由心衍生出一种“随心所欲”的色彩特征,一种“心象”、“非物象性”色彩。画面中,绚烂瑰丽的五颜六色自由、随性、无序地缠绵交错混杂到一起,在层层堆叠、勾描、渲染、皴擦等复杂处理中,这些复杂的色彩及色彩组合,却始终保持着通达、透明、鲜亮、富有光感的特点。这一画面特征,除体现出对墨色、造型的深厚功力和娴熟把握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前述爱英这一与生俱来的“游移性思维”有关。细观爱英的作品,会发现她的墨色运用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创技法,复杂墨色,断断续续,交揉缠结,混杂融合,用笔上盘根错节,恣意纵横,仿佛一切处在一种非理性的控制之中,却又在她的直觉感召之下相生相息。
爱英与生俱来的“游移性思维”,使她在其深厚扎实的专业技法造型的基础上,在家乡皮影艺术、敦煌艺术及云南地域和文化艺术等的影响下,形成了她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爱英的作品中,万物在她的“细致入微”、“由表及里”、“透彻肌肤”的审视下,那些游走的龙、蛇,翩翩飞舞的凤蝶,空中翱翔的大鸟,水中的游鱼等等,它们隐约像是未被凡尘沾染的灵界异象。爱英以无限的力量、爱与温情,给予这些生物以蓬勃灿烂的生命。它们闪烁着一层层奇异的光芒,似乎能够通达自然中某些原初的神秘,并引出一个让人陶醉的世界共同体幻象,昭示着天人合一的浪漫之梦。但同时,它们又像是被人类活动、生态变迁所异化的生物,那萦绕着生物的一层层光芒,那斑驳、似化石或碑拓式的肌理,象烙印或魔咒,牢牢地束缚、蚕食、腐蚀着这些生物,它们仿佛在吼叫,在挣扎。爱英仿佛是在试图为现代世界的万物灾变、精神灾变找到某种意象。而后者,在本此参展的一系列作品中尤其突出。万物、自然,对爱英来说,既渗透着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一种天人合一的幻景,又昭示着某种预言,这两者同时激情澎湃地呈现在她的作品中,即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两极性:交替或同时激发着恐惧和希望,毁灭的梦魇与永远天人合一的梦想。
夏芸
2016年7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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