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起，我总结自身的艺术经验，找到了自身的视觉语言－“轮廓”，并以此提出图像建立与记忆的关系，提出图形解读与认知的问题。至今，通过各种作品的实验，甚至带有寻证的意念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孤立但也专注的力量。而作品不断地积累，也让我开始探寻我的“轮廓”游戏，使其概念转移，并运用绘画，雕塑，影像，动画，摄影，声音等艺术表现手段去摆玩“它”。但这一切的手段和实验，都是为了更丰富我一直秉持的“绘画性”这个不受形式限制的理念，也是我对“绘画”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同时我也把这种创作方式称为“工作室理论”，一种同时存在创作的过程和结果，甚至模糊两者定义的方式。
    简单地说，我用“轮廓”这种“工具”，运用“媒介”手段，解答各种属于“绘画”的问题，而所有的答案就是“我”的形成。
    “轮廓”：
     轮廓是我的视觉语言，通过确定形体（轮廓）而辨别形象，并再认知形象。
     轮廓是我的记忆映象，是存在的印迹，线性的勾勒是反复地寻找与巩固。
     轮廓是我诉说的方式，叙事的线条围绕出一个固有但又延续的写意故事。
     轮廓是我的价值观定位，简单，客观，本质，是分隔物质与空间的清晰界限。
     轮廓让我得到平衡，我需要做一个旁观者，可以走出边界或跟随着它感知真相。

    2007-2008
    —— 被捕抓到的轮廓是图像的本质？

    我对图形感兴趣，用线构成的记忆中的图形。 
    在艺术写生时，我经常使用线和轮廓，特别观察外形与内部结构的关系。我认为外部的形状是完全被内部结构所影响，每个外部形状的改变与运动，都是内部结构的清晰体现。就如中国大写意画，线条或笔触，表达一切，但内部的细节并没有为此而消失，它们仍存在着，只是被覆盖，隐藏，以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影响着可视性的一切，犹如隐喻背后的故事。 具明确倾向性的笔触，起笔，停顿，所有的手腕对笔的控制都被视为画面的延伸。从2006年开始，我通过不同形式的草稿，手记，作品一步步地对我这个视觉习惯进行验证与实验，运用建立在形象基础上的笔触，痕迹和有意识的肌理建立起艺术性的形象。渐渐地，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从外部的认识到内部的认知，再抛弃阻碍我认知的多余的细节，理性得慢慢建立起足够表达全意的形象。

    2008-2009
    --轮廓，是线条叙述出来的图像。线条讲述着故事，围绕出一个固有的形状却又延续着无限的想像。
    有许多的方式去辨认出我们所看到的形状，具像的，变形的，抽象的。有些我们可以辨别，有些我们可能会误认。如果我尝试表现一个复杂的外形，一个被重叠过的形状，这更加会产生过多的想象。每一个我表现出来的笔触都是一个综合性的记忆，在我实践的过程中，我不断重复着画同一个形状的动作，勾勒它，覆盖它，再画，直至我再现出记忆中的那个形象。过程中，我的身体的运动是相似的弧线，但当手中工具的不同，就会给结果以不同的体现与解释。但这里我所说的不是艺术史上的行为绘画运动，而是一种经过理性分析的感性表达。这个是我一直思考的关于绘画行为与结果所能产生的问题。我的工作是一种认知或忘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的再现与消失，不亦乐乎。
图像，如何认知图像。
    2008年，在系列绘画作品《露宿者》中，我运用了平铺的黑色亮面油漆作底面。黑色，是当代西方艺术史中一个重要的话题。黑的底色，在视觉的观念中，代表着无形，衍生为无限延续的空间，正符合这个系列中我想表达不可视的黑夜，但给予想象的空间。相反地，在中国绘画哲学中，黑代表墨，代表有，确切地存在。其中，我思考这种巧妙的对立。

    2009-2010
    轮廓是混合和使人迷惑的。
    从静止的画面进入绘画的运动。
    绘画是一种表现语言，但不是一种单一的形式。
    从2009年开始，尝试运用各种形式媒介（雕塑，声音，影像，动画）对绘画这种具有丰富情感的表现形式提出新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对“轮廓”这一视觉语言做出新的尝试和发展。

    2010-2011
    —— 每一个轮廓，都建构了一个世界的剪影。它表现的是个体，但也是集体，我们不能分割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共同的图像，等于概括与全部，建构了它的内部。

    《东游记》
    这是我在法国学习生活的第四个夏天--2010年的夏天，用了两个月时间，行走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埃及5个国家的经历。经过这次从法国出发向东的行走，体会有别于德拉克洛瓦东游的时代和表现，以我的艺术视点和关注角度，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是一次我筹备已久，也急迫需要的游历，是我厌烦于“西方认定”，寻找平衡的游历。我通过纪录和再现，在作品中提出问题，思考国家，民族，文化，舆论效应和既定生存等当代争议性话题，也反思中国所处的状态。
    东游，是因为我从法国出发，向东。
    是一个东方人从西方向东方探访的有趣经历，
    其中有许多理解，有许多冲突，有许多尊重。

    实行这次东游计划的原因，
    一方面，我一直对伊斯兰文化与艺术很感兴趣，也非常向往这些神秘的国度，他们极强的民族信仰与民族尊严，是我一直尊重和肯定的。这5个国家互相毗邻，连成一个圈，但它们之间存在的民族（信仰）和国家体制的差异，也是我一直观察和探讨的问题。
    另一方面，阿拉伯问题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局面非常敏感的话题。当然，在西方社会的舆论下，这个民族也处于经常被拉出来审视与被批判的位置（与西方对于中国认定的问题相似）。这种被动的局面与他们鲜明的民族自尊心有着戏剧性的矛盾，而因为个别的事件与舆论的宣传，这个民族的面貌也在世俗的眼里被定性为冲突与伪装。我因为在法国5年的生活，感受到相似的“被认定”的问题，也厌烦了媒体认知，所以我决定亲自去这些国家看看，接触他们的人民与文化，重新认识他们真实的面貌。
    “等待祈祷的阿拉伯妇女”的形象：
    创作这些形象，其中一个原因是一种质问。出游前，法国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伊斯兰妇女戴全罩式头纱出现在法国的公共场所”，理由是促进阿拉伯妇女着装的解放，让女性自由。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我很反感这种打着自由口号强暴式的西方同化，把西方自定义的民主强加于别样的民族和别样的价值观的行为。当然，这也是现今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最可怕的问题。 我绝对同意阿拉伯妇女可以自由选择着装，我通过这次旅行了解，妇女们之所以选择不同遮盖程度的长袍与面纱，是依据她们自己对主阿拉尊重的程度，是她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奉献和追随的表现，这不是所谓现代化或民主化就能一概否定的问题。 当然，当代的妇女们确实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我眼里，这些阿拉伯妇女的形象是在这长袍面纱的里里外外间矛盾和坚守着什么。软实的长袍随体，勾勒出一个实在简洁的轮廓，这个轮廓衬托着妇女若隐若现立体的面庞和坚毅的眼神，这个画面已经足够份量，极富故事性。
    “拿玩具枪的孩童”的形象：
    这个形象其实典型。
    在这次东游中，我会感受到的反而是孩童对外人的防备，甚至不友好。特别是在约旦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经常会遇见这样拿着玩具枪，开路人玩笑的阿拉伯男孩。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只是男孩子或者这个民族性格的常态，但不可否认，这也是孩童长期生活在不安定和不被尊重的环境下，对于外界认定的一种自我保护似的反抗动作。这是让人伤心，也常被曲解的事实。
    我作品中的形象是现实且直白的，它们是在抗争，在强大的世俗舆论“认定”的压力下，诉求自主生存的权利，诉求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诉求真正属于民族的声音和态度。我赞美这个民族的魅力和坚强，也希望我们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