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   

1. 与“标准”有关的若干联想
 标准的诞生，可能起源于欲望，起源于人类对比较和评价的需要，进一步说，也可能起源于对思考和判断的偷懒。因为复杂的智力活动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松介入的游戏，那么制订一种比较简单甚至比较弱智的方法，让所有人都能够踏进一个没有门槛的入口，才是现实主义的选择。
 “标准的”肯定不是“特殊的”，因而也一定不会是“有特色的”，身高体重最标准的人肯定不是篮球运动员，也不会是侏儒。你如果想做个“标准的人”，就必须放弃自我，割舍个性，淡化所有别致的要求，因为标准所力图呈现的是一种不上不下、不温不火的中间状态。
 “标准的”肯定不是“有趣的”，因而也一定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标准企图树立的就是价值取向方面的定论，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也不应该令人产生太多情感和智力波动，想追求标准，就应该把所有怀疑抛开，一心一意、简简单单地学会接受。
 有多少种评价要求，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就得有多少种，但标准多了，综合起来就必然会产生冲突。当一个男人在父母的面前是儿子，在妻子的面前是丈夫，在子女的面前是父亲，在上司的面前是下属，在学生的面前是老师，在税收部门面前是纳税人的时候，他同时扮演的诸多角色就不可能同时完美，那么他还是不是一个好人？
 树立标准，似乎是最完美的解决问题之道，但标准所提供的内容，却似乎是常人难于企及甚至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人类的欲望永远在 变化，标准因而也永远处在变化之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尽管标准为人类的困惑尽量提供出各种解决方案，但人类却注定要为标准的存在而伤透脑筋。没有标准寸步难行，有了标准却也无所适从。一方面是因为客观标准太多而每个个体所能够适应的项目太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作为造物主的杰出作品，从根本上就具有强烈的反标准化倾向。

2. “美的标准”——杨冕的思考
 从杨冕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比较直接地看出他对两类题材的痴迷：“美女”和“新房”，或者也可以表述为“美好的容貌”与“美好的居所”，而这两类题材也正是当下传媒最热衷的话题。从他作品中已经充分表现过的对象来看，他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标准”的“美”。
 对“美”的评说与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说得远一点儿，这与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往身上披挂的树叶有关。但“美”与“标准”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经常貌合神离，有时甚至水火不相容。如今，现代的趣味在颠覆着传统的美感，西方的标准正左右着东方的判断，在杨冕近年来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审美的单一，也看到了标准的趋同。“美”本来是最不可能有“标准”的，但杨冕却以一种奇特的耐力，极具说服力地把大量的标准化流行图像汗牛充栋般地罗列在我们的面前。
 表面上看，杨冕似乎是在歌颂着光鲜亮丽的消费时代，放大着感官享乐的狂欢场面，但面对着一大批艳丽、空洞而且整齐划一的房子和笑容时，观看者们自然会察觉到一丝可疑的气味——这难道就应该是我们集体无意识的梦想归宿吗？
 1990年代后期，杨冕就已经开始关注被异化了的当代审美问题，从商业广告对美女的选择口味到新建居民小区的夸张造型，他的主题几乎是以粉腻艳俗的色彩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但近10年来他对“美的标准”的探讨却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那些看似千姿百态的形象正被千篇一律的色彩模式所笼罩，那些被重复表现的明星和豪宅慢慢开始令人生厌，那些表面上艳丽动人的画面背后也渐渐浮现出嘲讽和质疑的态度。

3.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标准”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各种标准的混乱和丧失，是当下最为严重的文化问题之一。视觉元素的国际化和审美标准的鄙俗化，正在我们身边悄悄蔓延开来。对身份的忽视和对原创的漠然，令娱乐在绝大多数的社会空间中取代了文化，也使恬不知耻的摹仿与抄袭变得合情合理。
 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步发展，从1980年代初直至今日的20多年里，每一次社会背景的重要嬗变都有相应的思潮和作品作为视觉方面的佐证，每一次国际艺坛上的风吹草动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个大国未必就是一个强国，而强国的标准也未必就是真金白银和坚船利炮能够堆积出来的。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开始抛弃“中央帝国”的幻觉，认认真真地学习一切西方标准以利自身的富强，但这种盲目的“拿来”已经使当代人逐步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美”的标准其实都直接来源于西方。
 中国当代艺术同样面临着东西方标准的激烈碰撞问题，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属性是非常令人疑惑的，这也使得艺术家们不自觉地站在“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立场上去让自己的艺术附庸日常经验，在这种貌似原创的作品生产过程中，评判的标准和思考的权利早就拱手相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是自身标准的缺失和所谓“国际标准”的大行其道。
 杨冕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美丽标准”，可能只是现实生活中诸多“标准”的沧海一粟，但他通过对“美女”和“豪宅”的集中表现，一览无余地展示了这个特殊年代兴旺与困惑并存的真实状况。

4.“标准”之谜
 杨冕在从事其视觉艺术创作的同时并没有试图去做一个哲学家，但他多年来的主题运行轨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他的文化批判倾向。他假借时尚的外衣揶揄时尚，运用繁荣的表象质疑繁荣，有时正话反说，有时反话正说，那些看似光鲜的“美女”和“豪宅”，其实只不过是这种智力游戏棋盘上一枚枚乏味的棋子而已。
 但对于“标准”的讨论，杨冕迄今为止的态度仍然是以排除法原则来进行的，他只呈现出讽喻的对象，而从不试图去正面建立他所推崇的标准内容。不过，可以设想的是，10年或20年后，当大量堆积如山的“过时时尚”图像再次出现在观看者面前之时，相信一切都会不言自明的。建构一座反世俗倾向的“塔特林纪念碑”（*注），并不是杨冕的梦想，他所试图展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为虚无的梦想所付出的无聊代价。时光流转，所有标准终将随风而逝，一个时代的信条在另一个时代要么被彻底淡忘，要么成为千古笑谈。
 归根结底，“标准”对于身处当今纷乱时代的芸芸众生来说仍然是个谜，一个重要标准的诞生过程其实充满谜团，试图对某些标准进行现实检验的努力也将会深陷谜局。制订标准的原始动机，本来是为了企及永恒甚至“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最后标准自身恰恰成为最脆弱易变的因素。正如上帝在以自身标准创造了人类之后才最终发现，任何标准其实都是不可靠的，于是他把人类逐出了伊甸园。

                                                                                                                                                                                                                                       2006年2月28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