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虞敏兄相识已久。数十年来，常做秉烛之谈，彼此相知甚深。虞敏兄也早有嘱咐，要我写点什么。但我却一直没有动手。无他，一曰懒散，二曰拖沓。有此两端，便有多重要的事情也给我耽误了。为此受虞敏兄责备不少，我也便厚颜承受了，态度很端正：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但是细究起来，我之所以迟迟不肯动笔，并非是没什么可说。相反，是想说的太多了。随便一盘算，便觉得若要把我所认识的虞敏的艺术创作评述一遍的话，非数十万言的皇皇巨著不能穷尽。于是这么一想便心生怯意，宁愿躺倒挨锤也不愿以秃笔绘神龙，自曝其丑了。

但终归是逃不过去的。在有些作品面前，一直保持沉默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我对于绘画，有一个很偷懒的定义：所谓画画，就是把颜料在一个平面上放对地方。
 

如此而已。
 

无论是对一个只会涂鸦的三岁幼童，还是如达芬奇安格尔一流的巨匠大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无非如此。
 

当年有好学者问齐白石画画的诀窍，老人很愿倾囊相授，铺纸置砚摆开架势之后，却不知从何讲起，老脸憋得通红后憋出一句话：笔要拿稳。
 

这便是“放对地方”的“放”字的为难之处了。
 

把颜料在画上放对地方，要紧的是这“放”，还要“对”。
 

“放”是技术层面的，是笔应手手应心的协调自如，是熟而流之的肌体快感；而相形之下，“对”则要复杂得多。
 

譬如虞敏的艺术创作。
 

近百年来，中国艺术现象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究起来，无非两个主题：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和当代艺术的本土化。若无视第一个主题，则必定落入陈腔滥调的窠臼；无视第二个主题，则难免成为无立锥之地的游魂孤鬼。
 

而虞敏的创作，则如同在这两峰之间的峡谷游鱼。在大群的游鱼们都顺着浩浩潮流顺势东下时，虞敏的方向却显得犹疑晦暗，似乎在瞻望，又像是在回顾。

 

当代的艺术潮流是一个观念的狂欢。人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宣扬着自己的观念，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定义、新的立场、新的态度，在这一片喧嚣中，艺术的思辨传统似乎被忘却了。
 

思辨是艺术的一个传统而有力的工具，在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艺术中，思辨总是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在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倪瓒的《六君子图》中，还是在丢勒的《忧郁》和罗丹的《思想者》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严谨审慎的思辨。这是作者独自面对自己时的尖锐拷问，是关于艺术、人生和世界的终极追问，这是艺术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但同时也是艺术最难被触及到的方向之一。
 

因为思辨无关乎作品的皮相，它直接存在于作者创作的出发点上。在虞敏的创作中我们能够发现，几乎每一件作品的基本创作动因都来自于作者思辨。他反复地询问自我与作品、思维与表达的关系，以及在此之上的图与像、形与色、样式与画面、笔触与肌理的关系。在《迷失系列》中，可以看见虞敏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否定与肯定；在《有点疼系列》中，作者则将作品的可指、能指、解读与误读的可能性都放到了尽可能的大；而在《艰难的返乡》中，则是直接对于存在本身的思考。
 

这么做是不讨巧的。在这个信息快餐时代，已经很少有读者能够静下心来通过作品与作者促膝而谈了。说得严重一点，我们这个时代，在公众心中伟大的美术作品恐怕是暴走漫画，而这个时代的文豪呢？说不定就是段子手们。在这样的信息浪潮忽起倏落的时代，一个严守着思辨传统的画家，需要忍受怎样的寂寞，可能是各种网红弄潮儿所不能理解的。

 

而虞敏艺术创作中的不讨巧似乎还不限于此。
 

当代艺术界对于艺术的观念化、标签化的潮流还体现在对于传统的态度上。总体而言，当代艺术界对于传统始终保持着一个含糊认可的态度，大家礼貌而有距离地尊重着传统，默契地把传统变成一个空洞的大词，冠之以以各种“精神”——比如“文人精神”、“水墨精神”等等等等。似乎只要在言辞上致意了这种种“精神”就成为了传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若是有谁不识抬举，居然敢坐下来踏踏实实地研究技术上的传承、手段上的可能性，就难免被目之为食古不化、落后于时代的洪荒怪兽了。
 

而虞敏则很不幸地坚决走上了这洪荒怪兽之路。《皴法研究系列》、《根语系列》、《无题系列》等作品很明显地是在进行东方图式与西方现代绘画手段的融合尝试，同时大量引用材料与肌理语言，不断试验西方绘画手段在中国传统语言中的可能性和表达的可靠性。这种尝试，就效果而言，可能是事倍功半的。但是，在文化思维的表现和绘画的主体性方面，其一旦成功，所产生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技术示范效应却是巨大的。这是一门笨功夫，却需要敏捷的头脑和顽强的毅力，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所有的后来者为之致敬。
 

虞敏的艺术道路还在探索的半途，现在就断言他是否走“对”了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从艺术态度和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对了。这个对，就是对于自己的诚实，对于艺术的诚实，对于历史的诚实。
 

艺术史的潮流是不会停顿的。它永远都这么汹涌澎湃，在这个潮流中，有太多鱼儿乐于跳跃在潮流顶端的浪花上了，而真正愿意潜入深海，不畏凶险的暗流与嶙峋的礁石，在海床上奋力找寻真正的通途，以指明潮流的方向的鱼儿却是极少数。
 

而书写艺术史的，正是这些少数的鱼儿。艺术是一个永远创新的行当。创新则意味着未知。任何对于艺术未来的断言，都难免武断。而唯一正确的方式，则可能就是向着未知前行。
 

也就是说，所有有担当的艺术家，都是走向被迷雾笼罩的荒原的行者。在这片荒原上，是不可能有路标和通途的。任何宣称自己“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勇敢前行”的探索者，若不是过于无知，便是过于骄矜。而那些真正的勇者，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绝不扮演先知与导师，也不轻言未来，他们审慎地回顾来路，用历史的薪柴积累些许火光，照亮前途。同时不断地埋头技术的积累，由此一点点拓展观念、巩固内容，期盼这火光能更明亮，更清晰，好使自己和后来者能看得更远一些，更确实一些，为此，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薪柴。
 

这是一群追寻迷途的行者，而虞敏恰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开拓者不会遽然开出一条通衢大道，但是他们的每一小步前行，所留下的都是坚实可信的道路：这其中包括如何发掘历史积淀的示范，包括技术创新的积累，包括严肃审慎的思辨，也包括他们以己为薪的精神财富。
 

2018.10.写于南京老山

（作者简介 聂琦峰：著名当代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