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波拉克

    中国艺术家里没几个人有过案底，而赵赵曾多次与法律交手。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赵赵就计划在他老家新疆的一条主干道上上演一次裸体的行为艺术，自那以后他便时常接受讯问并且受到监视。此事发生后，他有一年光景几乎是被软禁在家，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也因此推迟了新疆艺术学院的入学时间。那是1999年；七年后，赵赵才开始了他的艺术家生涯。

    毫不夸张地说，赵赵继承了家族反叛权威的基因，这曾致使他的祖父辈举家迁至新疆边陲的石河子市。赵赵的爷爷曾是甘肃一位富甲一方的地主，支持过国民党，1950年代反右运动期间接受再教育，被“发配”到了新疆。他的父亲审时度势，在当地一所学校担任教师，投身到宣扬共产主义的事业中。1982年出生的儿子赵赵则似乎天生叛逆；据他回忆，早在上小学的年纪他就不止一次公然反抗老师，甚至还一度被班级开除。如我开篇所述，有类似经历的中国艺术家并不多见，尤其在他的80后同龄人中——后者对政治动荡鲜有记忆，且对履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中国所给予的财富与机遇毫无不适。

    然而，赵赵似乎从未忘记他出生多年之前的那段历史，对中国社会眼下的腐败顽疾也从未熟视无睹；这与他跟另一位爱跟主旋律唱反调的艺术家艾未未颇有关系。赵赵和艾未未自2004年开始共事，直到2011年终止；那一年艾未未被警方逮捕，拘留了81天。1950年代，艾未未的父亲被流放到新疆，赵赵的伯父曾是艾未未的小学老师，这两家人在新疆也常有往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完成了六个月的交换项目以后，赵赵于2004年从美院毕业。赵赵随后找到了艾未未，艾鼓励他搁置绘画，全身心投入纪录片创作。在接下来的七年间两人一起创作了诸多关注非法拘捕和民间抗议的社会纪录片，其中记录2008年汶川大地震影响以及政府如何对震灾前因后果进行粉饰的纪录片成为了他们合作的巅峰之作。

    以上是赵赵以个体艺术家身份独立进行创作之前的一段生活简史。就中国年轻艺术家来说，这段记述绝对独一无二。许多和赵赵同辈的艺术家都回避反叛，在个人成长阶段苦学素描与油画，临摹现实主义技法，以期满足中国顶尖艺术院校的入学要求。这批年轻艺术家心知肚明，偏离这条成功之路需要承担多少风险——包括被优秀美术院校拒之门外的风险，以及与当权者正面冲突的风险。他们这一代全盘吸收了审查制度的规则且精于自我审查，缺乏批判精神，而即便在处理批判性思考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借助于不易识辨的隐喻。赵赵并非是这一代艺术家中探讨社会议题的唯一一位，但他确是个频频成为出头鸟的异类，以至于他那些本意无伤大雅的作品也仿佛镀上一层争议的色彩。

    显然，与艾未未的合作预示了这样一种职业生涯的开端，但他们最初合作的影像作品其实都是一些极其枯燥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比如《长安街》（2004）。长安街横穿北京，正中央毗邻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为制作这部影片，赵赵花了三个月时间、用了六百多个一分钟的片段来记录这条著名长街上的每一栋建筑，最终串联成一部长达十个小时的影片。完成这部长作之后，作为一种“奖励”，赵赵又受邀以此方式完成了对二环和三环的记录。差不多同一时期，赵赵也实施了自己的项目《行走》（2007）。在这件作品中，他在北京最窄的胡同里来回穿行共计52次，最终走了3312.4米路程。作品以两张照片记录了这一索然的举动，两张照片分别呈现了他在胡同一头一尾的背影。诸如此类的项目在行为艺术中融入了对北京的浓烈乡愁——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经历快速的变迁，影片中捕捉到的不少景观也已逐渐消失。

    然而，在此之前，赵赵就已经把焦点对准草场地村的共产主义遗迹——草场地是他和艾未未共同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现在赵赵仍然住在那里。在《标语》（2006）中，他用红布横幅盖住绘在墙上的共产主义标语，并以相机记录下这一行为。最终留下的照片触目惊心，言词虽然缺失，但鲜红的横幅依旧诉说着共产主义的姿态，道出艺术家本人对叫板权威的无能为力。

    赵赵继续与艾未未合作，拍摄了《童话》（2007）。这个项目把1001名中国公民送到德国卡塞尔参加第十二届文献展。翌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这对搭档将触角延伸到更具政治性的领域，这最终生成了一个项目，记录下了豆腐渣工程导致的五千多名学校儿童的遇难。2009年，赵赵又协助完成了《老妈蹄花》的拍摄，记述了因披露震区校舍豆腐渣工程而入狱的中国维权人士谭作人的事迹。艾未未在去往四川出席谭作人庭审的路上被成都警方打伤。无独有偶，在北京协助艾未未拍摄外景的某晚，赵赵也被当地恶势力殴打。这一事件被他拍摄成一部影像作品，《事件》，最后一幕是他满脸鲜血的特写。

    赵赵自始至终都秉持着颠覆性的诉求创作作品。艾未未认为世界充满“现成品”——杜尚提出的运用拾得物进行艺术创作的理念——在艾的影响下，赵赵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用作自己创作的原材料。首先，他用艾未未的大型雕塑《碎片》（2006）掉下的木片制成作品《牙签》（2007）中的52支牙签。接下来，他又从约瑟夫•博伊斯献给卡塞尔的著名装置《7000棵橡树》（7000 Oaks）上切下石材并制成一串珠子，完成了《项链》（2007）。最后，也是最为大胆的，他趁安塞尔姆•基弗的巨型作品《人口调查 1991》（Volkzahlung 1991）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现代美术馆展出的时候窃取了上面的一块铅皮，把它制成了一套硬币，即《欧元》（2008）。这些蓄意破坏的举动给作品注入了反权威的意味，仿佛在这位初生牛犊的艺术家看来没什么神圣不可侵犯、没什么大师不可触及。如同艾未未以代表作《摔碎汉朝古瓮》（1995）的破坏之举拉开艺术生涯序幕，赵赵也以局部破坏前人作品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新创作来宣告他的艺术家身份。

    另外两件同时期的作品以微妙到近乎秘而不宣的方式彰显出赵赵愈发强烈的政治意识。在《鹅卵石》（2007）中，赵赵用强力胶把一块随机选中的鹅卵石粘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这块凸起的石子与浩大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一种突兀的对峙，如同一位单枪匹马的抗议者屹立在人群之外。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当天，赵赵打扮成警察模样回到天安门广场，默然伫立，等待被发现。两个小时过去了，他未被识穿，只身作为一位没有观众的表演者任人山人海擦肩而过。在那之前，他的良师艾未未已全面否认对对奥运盛事的支持，尽管他曾任奥运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的总设计师。
赵赵的这些早期作品中显露出观念艺术家的影子，但他并不能以此被归类。他在新疆接受过油画的训练，2010年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奥克斯画廊的一次展览上他决定创作一批超现实主义的布面作品。这批作品看似乖顺，实则暗含戾气，这在作品标题中有所流露，比如其中一件描绘了两只无害的幼猫，但标题却毒辣地定为《肥仔猫肉馆》（2010）。此外他还展示了两幅描绘健身女性的油画，这组性别偏移的肖像作品揶揄了中国人在艺术创作中偏爱的英勇形象。这两件作品标题戏谑，分别为《姐夫，我谢谢你I》和《姐夫，我谢谢你II》。赵赵将此次展览命名为“裸身行走”，让人回想起给他带来无数麻烦的第一件行为艺术作品。有可能他也在一语双关，暗指自己以油画艺术家的身份亮相等同于一种极端亲昵之举，有可能引来当众羞辱；尽管如此，他精通油画的事实也已不言自明。

    回头来看，2011年于赵赵而言是个转折点，艾未未在四月初登机前被捕是主要原因。同时，几名工作室助理也被围捕，赵赵也被明确告知，勒令他停止为“发课”工作室工作。年轻艺术家没什么出路，他别无他法，只好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并投身自己的创作。当时的他已经开始创作“乒乓”系列，那是一组运用醒目原色描绘乒乓球和球拍的大尺幅绘画作品。这一系列的创作意图并非在于颂扬这项全国流行的娱乐活动，而是在于审视支配这项比赛的诸多规则。他的画面通过描绘处在各种关系中乒乓球拍激活了这些规则，从而引发观者对诸如谁在制定规则、我们为何遵守规则等问题的思考。对一位叛逆成瘾的艺术家而言，这算是个安逸的系列。

    然而，艾未未的被捕造就了一个更宏大的宣言，足以囊括赵赵当时的所有情绪。作为回应，他创作了《伟像》（2011），这个巨大的警察雕塑似乎是被推翻在地，碎落在展厅里。早在进入新疆美院学习前赵赵就已对雕塑创作略有所知。为了完成这件作品，他雇了一位匠人，先按照真人尺寸复制出身穿警察制服的自己。然后，他把这个模型按比例放大到8米高，以石膏铸造，并推倒在地。最终呈现的雕塑以大理石雕刻，一丝不苟地重塑了一位倒下的英雄的身姿。有一处细节揭露出这件作品的真意：在这位警官的制服翻领处刻有数字4-3-11，这正是艾未未被捕的日期。

    艾未未获释以后不久，赵赵在北京前波画廊展出了《伟像》以及一部分“乒乓”系列绘画作品。这场展览顺利进行，途中没有遭遇变数。但在那之后，赵赵发现自己不能再在北京办展了。一次，某画廊举办有他参加的群展，该画廊的总监便被叫去问话且被明确告知：“赵赵不是艺术家。”另一个群展也因为有赵赵的参与而被叫停。一年后，前波画廊计划把赵赵个展中的作品运往纽约——这原本将是他在美国的首次亮相，但集装箱在天津港被扣押。赵赵被罚款30万元人民币，他根本无法支付这笔高昂的罚金；即使他支付了罚金，这批作品依旧会被销毁。直至今日，他也不知道那些宝贝作品究竟下落如何。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艺术家常以破坏的手法来创作艺术作品，而赵赵的《伟像》恰在此脉络之中。如同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往尼龙画布上泼酸或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在画布上划下深长切口，赵赵的倒地警察也以一种暴力的姿态做出宣言。这是一次攻击，远比他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小打小闹的破坏要强势许多。推翻一个象征权威的形象，这甚至可以解读为对国家权力的一次义愤填膺的回敬。不过，赵赵最终选择把这件雕塑以青石塑造，却又把这本来极为简单的阐释复杂化了。通过这种方式，他用坚不可摧的材料固定住了毁灭的一瞬间，让这一幕永远保留在现在时，永远不会消退到过去之中。如此一来，天津中国海关的所作所为无非强调了他的观点；他们销毁赵赵的作品恰恰讽刺地实现了作品的意图，令作品完整。

    赵赵的倒地警察和世界上因政权更替或独裁者破产而被推翻的大量雕塑之间有着鲜明的共通点。就算赵赵对苏联解体时整个东欧肃清英雄塑像的运动并不了解，他至少也知道中国在文革期间曾大肆捣毁佛像。赵赵将那些造像收集起来，赫然摆放在他工作室的一角，有的还被运用到他的作品中。2012年创作雕塑《重复》时，他在古玩市场搜罗了一些佛像，将它们切割成毫无特征的石块，然后用这些石块垒成了一个边长150厘米的立方体，酷似一尊极简主义的雕塑，丝毫看不出这些石料光辉的过往。为了创作这件作品以及“无量”系列，他破坏那些受损的造像残块，清除所有佛像的脸部或躯干的痕迹，将其神性彻底粉碎。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文革期间的毁灭冲动更推进了一步。通过将这些残块收入一个单独的立方体中，他重新注入了一种美学力量，就像是当今中国屡见不鲜的包装，寓意着为了给现代化和全球化开路，过去已被清洗。

    类似地，为完成近作《如何》（2014），赵赵从山西买来一尊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木造佛像，把它切割成258块，并在每一块上盖上金叶子。他于2014年把这件作品送到香港苏富比拍卖，最终流拍，可谓对价值观颇具讽刺的扭曲。然而，对整个过程的记录又将作品转化为一件表演性（performative）作品，针对创造力的本质、影响的持续性、中国艺术市场的商业化以及对过去的摧毁抛出一系列问题。

    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些都是最为暴力的作品——残忍地分割已经岌岌可危的雕塑，只为制作当代艺术品。暴力与毁灭始终伴随着赵赵的创作路径，这一点早在他的“碎片”系列中就已显现；该系列始于2007年，至今仍未停止。这些作品源自2005年的一场车祸，赵赵的头撞到挡风玻璃上，玻璃没被撞碎却破开一片蜘蛛网状的裂纹。他把这块挡风玻璃收好并保存了两年，最终把上面裂出的纹理丝毫无差地刻在一块中等尺寸钢板上。之后，他又把同样的纹理以不同的比例和尺寸复现在了金和青铜上。最终的作品精致且复杂，将与死亡擦肩的刹那转化为一种恒久、执拗的形式。一方面，我们欣赏这组雕塑光怪陆离的美感，另一方面，它们缘起于一个如此剧烈的瞬间，这为作品注入了一股激进的力量，提醒着我们暴力与我们的每个当下都近在咫尺，即便我们都宁愿相信它的冲击离我们非常遥远。

    在用枪创作后来被命名为“星座”（2013）的系列时，赵赵把作品中的暴力推到了极致。在中国，枪支很难获取，个人持枪更是违法行为。但赵赵发现在网上购买枪支相对容易，于是他买下一把通常只用于军事演习的步枪。在此之前，他仔细研究了记录天安门事件余波的照片，开始用这把步枪重现那场浩劫的痕迹；他对着镜子和玻璃板射击，创作出引人入胜的点彩画（pointillism），令人想起满天星斗。

    虽然这些极简主义的作品——最初展示时是用金属支架钉在墙面上的30件玻璃板——并未透露与天安门事件的渊源，但它们咄咄逼人，充满让人避之不及的爆炸力。镜面作品中的悲剧感则更被加剧。面对镜子，观者直视自己，镜中投射的影像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仿佛枪林弹雨反弹到自己的肉身。赵赵对枪的把控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技艺，既是极权主义式的，又充满革命精神。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他既是反抗者又是捍卫者，相应地，观众也被赋予双重角色，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者。

    和“碎片”系统一样，赵赵也实验性地采用其他媒介演绎“星座”，最近完成的是一组靛蓝色、褐色及白色的绘画。精微的裂纹和弹痕分毫不差地呈现在超级写实主义的画布上，显然，以画笔构筑耗费的时间要远超过开枪射击。通过将暴力的进程放缓，赵赵有充裕的时间咀嚼个中含义，比如暴力中蕴含的恐吓、控制的力量，仅是流血事件的威胁就能将对权威的抵抗斩草除根。通过那些充满美感但却根植于暴力的绘画，他也在质询人们将恐怖事件美学化的倾向。

    电影制作者、观念艺术家、雕塑家、画家——赵赵集诸多身份于一身，根据创作需要自由地切换媒介。在最近的一些展览中，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善用材料且不会黔驴技穷的高手，总能将艰难险阻化为准确的艺术表达。2015年，他发布了一个新的绘画系列——“天空”，深蓝色中蕴含忧悒的思考，几欲遮天蔽日。乍看之下，这些绘画是赵赵最不具政治意味的创作，饱含美感的笔触近乎抽象。然而，赵赵表示，就连天空这一题材也能触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污染严重的城市探讨这一话题。赵赵笔下的天空是他所居住的城市上空被化学排放物包裹的云层，在那里，晴空万里是罕见之事。这些作品是一种忧郁的沉思，针对的是中国特有的空气污染严重、能见度低下等问题，这样的话题不可能放诸四海皆准，也不可能与政治无关。

    与此同时，赵赵进一步探索对现成品的运用，挪用古董家具和佛像。在“无题”系列里，他把明清两代的桌子、床榻、橱柜、椅凳置于打开的装货箱中，用宽大的金属条捆绑加固。经过赵赵的刻意编排，这些家具被变成商品，丧失了活力，看上去与大批等待装运的货物无异。用于捆绑的金属条究竟是在加固这些家具还是蓄意使它们沦为无用之物，这一点颇值得玩味。这批作品也许看似单纯的雕塑，其实也带出了社会性问题。我们用来保障安全的工具到底是在限制我们还是在赋予我们权力？商品化的机制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损艺术的价值？赵赵在创作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尽管作品呈现得如同亟待破解的谜团。

    最近三年，赵赵差不多在忙着归省，他数次回到远在新疆的出生地。新疆是位于中国西北部的自治区，是维吾尔族的家乡；维吾尔族是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维吾尔族目睹了本族传统和宗教活动所遭遇的困境，也经历了汉族人口的涌入。成长于此，赵赵汉族血统的家庭反倒是少数群体，他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外人。但最近，他开始着迷于这种生活方式所蕴藏的生猛活力，将其视作一剂对症良药，用以缓解北京艺术圈里规律且沉闷的气氛。

    为了这场总结十年艺术实践的展览，赵赵完成了三件新作品，均出自他在新疆的调研项目。第一件作品是一年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实施的一项实验的成果——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片广袤却贫瘠的区域，四周便是古老的丝绸之路。赵赵从沙漠边陲的城市牵了一根100公里长、直径4厘米的粗电缆进到沙漠中心地带，接通了一台冰箱。通电的冰箱在干旱、空旷的沙漠中央是一处与周遭不相协调的所在，这一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完美地隐喻了汉族大举进入新疆，给当地带去强制性的现代化进程——尽管那里的原住少数民族并不一定对此欣然接受。

    展厅里，赵赵将呈现此次旅程留下的道具：一台空的冰箱，以及切割成冰箱高度、捆绑成束的全长电缆。另外他还将展出一段跟踪记录了项目一个半月以来进程的影像，证实艺术家此番天马行空的探索确有成功。从这件名为《塔克拉玛干项目》（2016）的装置中可以看出赵赵在面对挑战时的执着和坚韧，哪怕这挑战是他自找的。

    《刀》（2016）是基于赵赵在新疆的调研项目完成的第二件装置作品。他直接与维吾尔族接触，向一千多名维吾尔人征集刀具并就他们的生活进行采访。赵赵深深着迷于这些古雅质朴且工艺精良的刀具，不仅仅是因为其中蕴含暴力，也是因其独特的美感。它们反映出了维吾尔人的历史和当下。由于这些刀具为日常生活所用，其中的每一柄都成为了一份个人肖像。

    从最初的千余人中，赵赵选取了600人进行视频采访。他打算展示600件刀具，并配以这些人的采访，或多频同步播放，或以单频全长放映。然而，即便在他为这件装置提案时，他也知道在北京展示这批刀具不太现实，倒不是因为这些利器存在安全隐患，而是因为整件装置可能被解读为对目前新疆地区状况的一种政治立场。

    最后一件装置关于家庭，由两套西装——一套是Dolce & Gabbana的正品，另一套与前者几乎毫无二致，由赵赵的母亲缝制——和一封赵赵父亲手书的信组成。这也许是赵赵迄今作品中最为私人的一件，整个灵感来自前一年与父母赴美前的一次购物。

    据赵赵讲述，他的父母曾表示想要在退休后去旅行，还在工作岗位时这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提出带父母去纽约看他2015年在切尔西前波画廊举办的个展。出发之前，赵赵带二老去购物，想买一两件得体的看展装束。他们去到北京一家时髦的大型购物中心，却望而却步，什么也没买。赵赵自己则看中了一件Dolce & Gabbana的西装，标价99,999元。他问了问父母的意见，母亲说很漂亮，父亲说显得有些拘谨。他又让父母猜价钱，从小穿哥哥们留下的衣服、自己没花过一分钱的父亲猜三、四千，和自己的工资差不多。赵赵给父亲看了一眼价签，父亲怔了怔，但很快收起窘态，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一瞬间，叛逆涌上头脑，赵赵买下了这套西装。

    母亲诘问他，何必要花这么多钱来激怒父亲。她表示如果给她3000块钱，她也能做出一套那样的衣服。在赵赵看来，这恰好例证了中国式思维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过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他给母亲提供了她提出的3000块钱，尽管花了将近一年，她终究还是做出了那套衣服。他也请父亲写一篇文章来批判那次花销，父亲挥笔写了近万字。

    由此而来的这件装置直接将观众带入这场家庭冲突。两套西装并派陈列，让正品与仿冒品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赵赵父亲的信也在场展示，对不加节制的消费主义予以传统的共产主义式批判。这件作品展现了他与家人切身经历的代沟。身为父母与子女的两代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世纪，寻不到共同语言来连接彼此的分歧。事件的出发点满怀欣喜——即邀请父母去纽约，最终竟沦为父子间的争执。父亲毕生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儿子却叛逆到骨子里，这只会让双方的政治矛盾更加尖锐。然而，这个围绕西装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赵赵父子间的差异也可以归因于在中国的时代变迁——老一辈的生活很少接触到外国货，而子女这一代却对国际潮流了如指掌。

    近年来，赵赵以国际艺术家的身份崭露头角，在美国和欧洲频频参加展览。这是他的报复方式，换句话说，证明自己虽然在中国备受压制，却仍然可以拥有艺术家的事业。现在他的观众群体变得更广大，艺术影响力更深远，但他仍然根植中国，时刻追随令他故土不得安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趋势。当其他艺术家已被说服响应“和谐”的号召，赵赵明白那只是种掩饰。不止一次地，他对这种好斗的脾性直言不讳，在作品中开门见山。有时，这是个人经历的直接结果，比如那次险些要了他性命的车祸或那次始料未及的街头袭击；但其他时候，他所触及的是政治历史及群众意识，并深谙，那些重大事件不能被抹除。

2016年7月1日